文子也说：“力量可以胜任的，举起来也不沉重；能力够了，做起来也不难。”
只有制定一些能发挥人民特长的弹性制度，人民才能“心甘情愿”地执行。
为了严明法纪，为君者应该明确告知臣民做什么样的事情要被处死。但这种严厉的惩罚必须符合道义。
孔子告诫为君者说：“当君王的丧失道义去杀部下，是不符合礼教的。”因此三军大败，将领不可斩；法治不彰，刑罚不能动用。因为颁布制度的人对人民没有进行教育，责任不在民众。蔑视法律而灭亡的是盗贼；横征暴敛的是暴君；不预先告诫民众，却责备百姓的是虐政。政策没有这三种弊端，然后才能实行法治。宣传道德先使人民心悦诚服，这样做不行，就树立榜样来教育人民；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撤掉无能的官吏。如果这样仍然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这就得用严刑峻法了。”
由此可见，严刑的动用是有限制的。
其实，治理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德治和法制并施，仁义和法令并行，两种方法兼用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统治。
东汉袁安说：“仁义和礼制，是法治的根本，法令和刑罚是治国的末节。没有根本，国家就无从建立，没有末节，根本就无法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实施以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必须先以仁义教育人，再示之以礼让，使人迁恶向善，不知不觉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行动。儒家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他们不明白有法治为依托，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实施法治，是为了扬善抑恶。提倡文明，禁止荒淫。这是治国的关键。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他们不知道以仁义为根本；法令才能执行。如果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人民就产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愤怒。而有仁义而无刑法，人民就会轻慢，邪恶就会随之产生。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完成，双管齐下，二者并重，才会天下大治。”
桓范说：“夏桀、商纣使用刑罚，不是把人做成肉酱，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灭亡，就是因为他们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说，法律的宽恕是仁，法律的决断是义。仁义乃刑罚的根本。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9）
仲长子说：“从前秦国用商鞅变法，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万众响应。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这是因为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
因此，孙子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一种制度是绝对完美的，只有将不同制度中的优点都集中在一起发挥作用，才是相对完善合理的制度。做到仁治不难，利用法治也不难，难的是将两种制度很好地揉搓到一起，而这恰是为君者最该考虑的问题。
（四）政策应长远，选官须谨慎
法令是指导臣民活动的准则，必须具有相对的长远性，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图一时方便就苟且敷衍。
董仲舒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政策的指定应该以国家长治久安为目的，他说：“安定边境之策，想让汉朝与匈奴和亲，又以匈奴单于的爱子作为人质，是达不到目的的。班固认为匈奴人桀骜不驯，每当有人投降汉朝，他们便扣留汉朝使者来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拿爱子作人质呢？孝文帝时，单于娶了汉家女子为妻，可是屡次违背和约。他们如此利令智昏，怎么能希望他们不为利益而牺牲人质呢？谋略大事，制定国策，不求长治久安，只图一时的稳定，这样的政策不能久远。”
荀悦还认为：政策应该具有权威性和导向性及简明性，他说；“高明的政治，在于抓住纲纪，阐明道义。如果一切政策都要大家去评议，揣度它是否合乎时宜，迫不得已才采用它，若非有重大理由，不应当这样做。”
君王如能任用适当的臣子为自己谋事，则会事半功倍。何者为适当的臣子呢？能审时度势，明察国计民生，并能恰当地选用人才的人，就可以推拥他为大臣。
荀子告诉君王在选用臣子时要慎重对待三种情况，他说：“学习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王了；学习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霸了；学习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去实行它，自然会一同灭亡。与有礼义的君子共事，可以称王；与正直诚信的人共事，可以称霸；与妄图颠覆国家的人共事，只能自取灭亡。明智的君王应该谨慎地对待这三种情况。”
对于何人适应何职，管仲的意见很明确，他说；“执政者不仁，不能把政权交给他；有了贤能的人不让位，不能让他居于尊贵的地位；因为是自己的亲戚，就不使用刑罚，不能让他掌管兵权；不喜欢农业，不能让他治理地方。”
还说：“让贤者靠本事吃饭的人，就会使国君尊贵；能让勇士靠战功而谋生的人，士兵就会为他卖命。这两种政策一旦确立，天下就得到治理了。”这应该是君者在选用臣子时最有效的考察原则，即：能者上。
臣子在使用时应进行必要的考核，以观察其才智和才能。傅玄给出了六种考察臣子的方法：“第一，以文明教化的情况来考察他的业绩，他就会重视自身的道德；第二，以清正廉明来考察他的工作，他就会言行谨慎；第三，以才能来考察用人情况，他就会慎重地推荐人才；第四，以租税服役来考察是否公平，他就会处事谨慎；第五，以农业知识来考察他的水平，官吏就会致力于农业；第六，以执法情况来考察诉讼，他就会认真审理案件。”
通常这样做，臣子的使用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为君者在治理自己的国家时，应多了解一些方法，集中这些方法的优势制定符合臣民的政策，还要善于从一些失败的治国政策中吸取有益的经验，避免重蹈覆辙。这是君王在治理国家，管理臣民方面应遵循的道义。
七、六经深藏安邦之法
六经作为儒家经典，其内容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达了天下一统的思想。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经虽然内容不同，但其达到天下大治的作用却是一致的。《礼》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指导为人处事，《诗》表达情意，《易》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明辨道义。”
因此，到一个国家，只要观察一下它的民风，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民风朴实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情达理，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胸怀坦荡，平易近人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有真知灼见是〈易〉教的结果；恭敬谦逊，庄重俭朴，是〈礼〉教的结果；能言善辩，言简意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由此可知，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欺诈；失去《乐》教，奢侈淫逸；失去《易》教则诡辩邪恶；失去《礼》教，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则社会纷乱。
司马谈对六经的认识与孔子略有不同，他认为：“《周易》多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人际关系的。注重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以和谐见长；《春秋》辨正是非，以治理百姓见长。”
乐曲是用于抒情解意的，通过乐曲就可以体察到一个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详和乐，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20）
六经所述之事，有些从表面上看很浅显，但其目的却很深刻。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目的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小民，〈诗？小雅〉是讥讽我的利弊得失，而目的则是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都是以浅显之中渗透着深刻。
（一）《书》和《乐》的作用
《书》主要是记述人情世故中为人处世的道理，对《书》深切领会的结果就是能够做到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典谟、训怙、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精通其教义。
对《乐》能够深刻领会，能使人心胸宽广，心态平和，待人平易，谦逊不骄。
乐，并非只能陶冶人的情操，更能激奋人的精神，乐也并非单纯的表现歌舞升平，它还是现实政事的反映。
《乐经》曰：“声音之道与政治相通。五音中的宫调象征君王；商调象征大臣；角调象征人民；征调象征事务；羽调象征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和谐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征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太辛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匿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就不好了，相互叠加叫轻漫，国家就快灭亡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并不是为自己赏心快意，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调整人心。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征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的音，会使人庄严肃穆，彬彬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