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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1979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明显开始重视军队的日常正规化训练，加强基层军官的培养训练，一大批军校生被充实到基层连队，石家庄步兵学校鼎盛时期一年毕业近万军官，部队基本上已经停止大量从士兵中选拔军官的做法，而代以从地方高中生选拔军校生，从部队优秀士兵中推荐考试选拔军校生两种途径。军官升任高一级职位必须经过相应军校培训，军官体制的革新带动了军校教育的改革。
新的选拔、培养制度，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极大的加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一批批合格的职业军人充实进来，解放军的战斗力出现了惊人的提升。一支有知识的军队是最令人畏惧的，何况这支部队还保持着勇猛无畏的军人气质。这一点在1981年法卡山、扣林山之战以及1984年4月2日的老山、者阴山之战的边境冲突中都得到了充份的体现，中、越双方在激烈的攻防转圜之中，交换率竟达到了1：10。
但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成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何况在稳步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仍需要优先发展长期停滞的国民经济。因此尽管意识到莫斯科方面在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谈判之上未必有多少诚意。但是197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苏谈判方案。不过中国领导人依很清醒的提出这次谈判坚持原则，不能示弱。核心问题有两个：苏联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之间才可以正常的发展双边关系。
虽然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是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却始终是一个大前提。而为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促使苏联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在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中方曾经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如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撤走驻扎在蒙古的部队，停止支持越南反华，履行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见时达成的谅解。此外，中方还提出了扩大贸易，恢复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人员往来等建议。
但是对于一心只将谈判作为庞大战争准备工作烟雾的苏联方面而言，这些合理性建议却只能是一厢情愿。苏联政府在1979年4月4日的声明中威胁说，“废除这一条约的全部责任应由中国方面承担”。此后，勃列日涅夫又在匈牙利电视台发表谈话，攻击中国“既放弃条约，又说愿意改善关系，这不太一致吧”。与此同时，苏方还企图单方面为谈判划定框框，规定什么可谈，什么不可谈，如：不能谈涉及第三国关系问题，不能谈边境撤军问题，也不能将边界谈判列入莫斯科会谈的日程等等。谈判尚未开始，苏方已为谈判设置了诸多障碍，预示着这一场即将开始的谈判将会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原定1980年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谈判，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而被迫中断。但是双方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谈判之前。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他在讲话中仍对中国进行攻击，但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的提法；表示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
而就在这个看似明显的“橄榄枝”的背后是苏联全长4275千米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主体工程的完成。作为苏联从其欧洲部分延伸到远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补充，贝阿铁路（俄语缩写为巴姆）西起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泰舍特，经勒拿河畔的乌斯季库特、贝加尔湖北端的下安加尔斯克、赤塔州的恰拉、阿穆尔州的滕达、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州的乌尔加尔、共青城，东至日本海畔的苏维埃港，大体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北侧180－500千米，经三条支线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接。
作为人类首条大范围穿越永久冻土地带的铁路，虽然莫斯科动员了300万士气高昂的共青团员和专业的铁道兵部队，但是从70年代初，组建贝阿铁路建设总局到1982年全线竣工仍耗费了55。3亿卢布、历时八年之久。而修筑这条横跨了11条河流、穿过7条山脊，全线包括8个隧道、142座长度超过100米的桥梁铁路苏联官方所宣称的“减轻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负担，开发沿线地区丰富的煤、铜、铁、铅、锌、钼、石棉和森林资源，加强远东区经济和战略地位”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贝阿铁路最初是为了应对中、苏关系紧张而修建的“策略性支线铁路”。当时，苏联政府认为，已通车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距中苏边境过近，如发生战争，这条铁路很容易被“敌方”破坏。所以，苏联决定修建一个距离边境地带远一点的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沿岸的铁路“复线”。但是随着这条铁路1983年的全线通车，原本单一路线的西伯利亚铁路终于宛如一条被紧缚住的巨龙伸展了四肢。
虽然由于工程过于艰巨，贝阿铁路初期工程只是部分电气化，要实现最终全线电气化，仍有很多配套工程至需要完成，复线建设也尚待进行。但即便是单线的贝阿铁路每昼夜也能增加30列左右的运输能力，而更为关键的是它的建成使得在日俄战争只让西伯利亚的铁路由西向东单向运输，甚至在铁路末端将空车烧毁，不使其返回的西伯利亚铁路系统具备了环行运输的能力。
对于这条铁路的建成，中国政府一方面保持着充分的警惕，而另一方面却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也作出了正面的回应。中国政府强调中苏关系并非没有改善的可能，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方得做点事才行。“做点事”指的是苏方要在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采取实际行动，也就是“三个撤军”：苏联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方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
而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中国政府更开展了“葬礼外交”。不仅派出特使前往莫斯科吊唁，更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并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云云。
但也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根据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和1981年华北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成功经验，大规模将原本兵种单一的步兵军改编成为多兵种合成的陆军集团军。同时决定撤消基建工程兵和铁道兵两个兵种51万人，集体转业到铁道部和原配属的国家各部委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将一些轻装步兵师改变为担任内务防卫任务的武装警察部队。
虽然这些举措从一定程度上是在铸剑为犁，表明中国正在逐渐放弃过去的“战备经济”。政府正在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去。但是包括奥加尔科夫元帅在内的苏联军队高层却注意到了中国军队新改变的集团军是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电子对抗兵、航空兵等诸多军兵种继承，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军兵种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作战能力都大大超过了原陆军军，中国陆军不再坚持原有的“大步兵主义”，专业兵种的数量超过了步兵，炮兵的数量居第一，数量日益庞大的装甲部队正逐渐成为中国陆军的主要地面突击力量。
显然对于已经从决裂到冰线对峙了近20年的中苏而言，外交的这些许烟幕并不可能真正达到在进攻发起之前从战略上麻痹中国政府。那么要想尽可能在战争爆发之初达成出其不意的效果便只能依靠苏联红军在远程航空兵所拥有的技术优势，以及那些勇猛无畏的红色伞兵了。
楔子：北京之夜（十）
北京南苑，这个北京市永定门外永定河冲积扇中部的平原。从其因为河湖广布、草木葱郁而被南下牧马的蒙古贵族辟为“下马飞放泊”开始，便与皇家和军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历史封建皇朝顶峰―元、明、清三代，南苑始终都是皇帝和贵胄们游猎的皇家苑囿，更是君王们操兵练武之所在。在挥别了弯弓骑射的冷兵器时代，苑内的麋麂们又不得不开始习惯装备着全新火器的帝国神机营的枪炮声。
而随着1904年，两架来自法国的小飞机在南苑校阅场上进行了飞行表演，更令这片土地与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象征的飞机结下了不解之缘。1910年8月清政府筹办航空事业，在南苑开办飞机修造厂试？飞机，并利用南苑的毅军操场修建了供飞机起降的简易跑道。自此，南苑机场成为中国第一个机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采纳法国顾问的建议，于1913年在南苑创建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并花费30万银元买进10架法国“高德隆”双翼教练机。虽然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航空学校停办，但它前后四期培养的100多名飞行员，在中国航空史上起了重要作用，有些人成为后来民航飞行的骨干。
而抗战战争时期，这里也曾是驻守北平的第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在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的率领之下，五千中华健儿曾与来犯的日军第二十师团2万余人展开殊死的血战，佟麟阁、赵登禹更是以身殉国，成为了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最先用生命捍卫祖国的中国军人楷模。
日军占领北平之后，曾对南苑机场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