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地看到对方，我们都会很自觉地躲开对方。表面上，我们似乎都害怕看到对方，实际上，我想，我们并不是害怕看见对方，而是害怕看到对方身后的那个世界。高前的世界让我感到如此的陌生，神秘，不可捉摸。它对我，对过去的朋友，无不意味着一种巨大的缺失，同样，在高前看来，相对于我们，这种缺失在他自己身上也一样存在，正是这种缺失使我们之间的那个共同的世界突然断裂了。它就像一座桥一样从中间裂开、塌下，最后在腾起的烟雾中无声无息地变成一堆废墟。
两个世界（2）
随着烟尘渐渐散尽，可以看见在这个废墟里，被拉出的磁带闪着光，在风中像条棕色的长丝带一样被吹来吹去，把它当成是鲍勃迪伦的，也说不定，也许就是康德的那本薄薄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被撕成了碎片，一页一页，像一只只方形的眼球一样在废墟里发出刺眼的白光，还有一些嘈杂却熟悉的声音，仿佛阳光下的灰尘一样笼罩在废墟的上空，其中，我不仅听到了朋友们的笑声和争吵声，还依稀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但这声音是如此的虚弱，空洞，很快就重新混进了那一片噪声之中。
我吃力地走在这一堆废墟之上，脚下到处都是砖石的碎块，似乎每一块都像积木一样，在上面印着朋友们破碎的脸，它们不停地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逐渐与他人混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难以分辨。我跪在废墟中，紧紧地抓住一块仿佛印有自己半只心脏的砖块，想找到另外一半，把它们拼合起来。可我怎么也找不到。废墟里到处都是破碎的心，它们在我的手里怦怦地跳动着，就像是真的一样。最后，疲惫不堪的我只能绝望地抬起头来，这时，我突然发现，犹如一场地震横扫而过，在一片巨大的旷野上，这些废墟就像是坟墓一样，一座接着一座，看不到尽头，而且，似乎在每一座废墟上，都有人影影绰绰地在寻找着什么。
一阵夹杂有呛人的硝烟的蓝色微风吹过，我好像听到了一阵哭泣声，我四处张望了一下，在苍茫的天色中，好像这个声音就从我这里发出，我低头看了一下，发现我手里的那块破碎的心热得烫手，原来是它在哭泣。它是在为谁哭泣呢？我问，“是为你自己，还是为别的什么东西？”
它什么也没说，只是变得更烫了，以至于我只得把它松开，看着它从我的手里落入废墟之中，很快就消失在脚下涌起的无数的几乎同样形状的碎砖片瓦里。
我的眼泪终于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33
毕业离开学校的时候，我谁也没有打招呼，就悄悄地走了。大胡子本来还想给我饯行，把朋友们都叫来吃一顿。借这个机会，他也想把高前叫出来碰个头。因为，大家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没见面了。他觉得如果以我要走为借口请高前出来，他总会和大家见一面。但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的这个建议。我了解高前的性格，他既然不愿意出来和大家聚会，那就谁请也没用。再说，又何必把他从自己的那个世界拖出来呢？
当然，与其说是我不想打扰他，还不如说我是不愿再打扰我自己。
我觉得，新的生活要开始了。我应该忘记这一切。所以，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学校。
在离开学校之前，我把那一大堆磁带，披头士的、列侬个人的、保罗·西蒙的、约翰·丹佛的，等等等等，包括高前出来后再也没听过的他那些保罗莫利亚乐队演奏的交响乐，还有一盘崔健的带子，和两只塑料洗脸盆，一双黑色的军棉鞋，都送给了下一届的一个师弟。还有我买的那些外国小说，连同一本厚厚的由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也都送给了一些感兴趣的同学。
我想，我将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些东西呢？
不要。
我把一本没有人要的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撕得粉碎。就像他当初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时把巴尔扎克的小说撕得粉碎一样。当时，他告诉目瞪口呆的学生，这不是小说，这些都是垃圾。
这样做，虽然让我感到心里空空荡荡的，但我却一阵轻松。我希望，我以后能把这种情绪保持下去。我不想把那个已经崩塌的世界再带到未来的现实中去，我希望能彻底地忘记这一切。
我要自己往前看。
这也是方湄对我的要求。她说她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她说到做到。在我刚到上海工作没多久，她就辞了职。离开上图后，她成功地跳到了一家专事生产洗涤用品的外资公司去做推销员。她告诉我，这倒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图书馆的工作太有规律了。每天坐在那里等着退休，实在是件乏味的事。
“将来怎么样，一眼都看得见。”她对我说。
我们坐在东风饭店临街的座位上，窗外，是在炽热的阳光下南来北往的大小车辆，越过外滩的防汛墙，可以看见轮船的烟囱和桅杆。从中午起，我们就已经到了这里，可店堂里一直是熙熙攘攘的顾客，直到现在，下午3点40分的时候，才安静下来。估计过不了几分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这家肯德基店尝鲜。方湄说，这是肯德基在上海开的第一家分店。今后还会开更多的店。但那毕竟是将来的事，我现在怎么也不适应自己在吃东西时，旁边有一堆人端着香喷喷的炸鸡围着自己，恨不得把你一脚从椅子上踹走。要不是方湄不为所动，我早就坐不住了。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我不得不一会起来买一杯可乐，到最后，我几乎变成了个可乐瓶，相信只要我站起来摇晃一下身体，装了一肚子的可乐就会冒着泡沫从嘴里喷涌而出。
两个世界（3）
“这不很好吗？”我又喝了一口可乐，“总比对未来没有把握好。”
“为什么要把握未来呢，”方湄抬了一下脚，让拖地的服务员把脚下已经照得出人影的地板再拖一遍。“让未来把握自己，不是挺好？”
“不知道，我希望将来是可知的。”我下决心，以后，不管多少人站在我旁边，我也不会觉得内疚，说什么，我也不再喝这么多冰可乐了。
“那不就变成过去了吗？只有过去才可知，才能够把握。”
“你常想过去吗？”
“想过，但我不让自己想，我要像狗熊掰玉米一样，掰掉一个扔一个，要是都带着，就会寸步难行，没法往前走。”
方湄抓着盛可乐的纸杯，激动地把吸管咬在嘴里，一双发着亮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似乎我不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她就立即会把杯中剩下的可乐全灌进我肚子里去似的，我只能表示同意。
“有道理。不过，你要走到哪里去呢？”我问。
“没想过，反正就是往前走呗。”
方湄放下可乐杯，老老实实地对我说。
这次，我没有再问，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同样也不清楚。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会问方湄。我也只知道朝前走，但走到哪里，前面又是什么，我却从未想过，或者说，从来没有去想过。
我突然意识到，在此之前，我都是生活在当下的，然而从现在开始，我将不仅要生活在当下，还要生活在将来。也就是说，我将不得不为了将来而生活在现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为了现在而生活在现在。
将来就像我眼前的冰可乐一样，在这一个夏日的午后从饮料机里带着嘶鸣声喷涌而出，然后一杯接一杯，源源不断地被送到我的面前的桌子上，很快就堆积如山，将我包围了起来。
这当然是个幻觉。当我清醒过来时，轻柔的背景音乐换成了披头士的唱片，它和空调吹出的凉风一样，是从天花板上缓缓地流下来的。我听了一下，是那首欢快的《让它去》，但也许是环境不对，听起来总觉得不像那么回事，以至于那种欢快的情绪都不像真的。
方湄正跟着这首歌的节奏轻轻地点着头。我这才注意到在她身后的墙上，居然挂着凡高的让人目眩的《星月夜》，当然也是假的，我的意思是，虽然同为印刷品，但它给我的感觉，似乎要比我在画册上看到的要假得多，尽管它的印刷质量要比画册上的好很多，而且还镶着一个精美的画框。
而且，它还是金色的。
就像我过去喜欢冒充的职业一样，在上海，我所供职的也正是一家杂志社。这是一本以青年为对象的老牌杂志，名字就叫《青年》，主要刊登一些励志作品，以积极向上的精神为主，试图引导年轻人的生活，使他们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偶尔也刊登一些误入歧途的青年的故事，以发人深省，起到警世作用。
为了熟悉业务，我看了几本过去的刊物。因为觉得好人都大同小异，就专拣那些警世的故事看了看，谁知坏人也一样让人乏味，一连好几期上的反面人物都追悔莫及地说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都是由于平时对自己放松了要求，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才堕落的，如一个小伙子就说自己之所以生活作风糜烂，同时与好几个女青年谈恋爱，就是因为看了港台的黄色录像、淫秽书刊，不能自持所致。这让我不禁哑然失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资本主义国家岂不要早就乱成了一团？
显然，这只是个笑话。而我的工作，就是编辑和采写这类玩意。开始我还担心自己可能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在接受第一次采访任务时还有些不安。可没想到，几次下来，我就驾轻就熟了。原来，我真还低估了我自己的能力。
只有一次，稍微出了点意外。这次我受命采访的对象是个女演员。这个女演员以在话剧舞台上塑造革命先烈，尤其是《红岩》中的江姐著名，据说在她演出时，很多人都会感动地流下眼泪。约好时间后，我和杂志社的摄影小谢一起到了她家。她显然早有准备，门铃响过之后，仪态端庄的她就像舞台上的江姐一样穿着一身旗袍走了出来。采访像往常一样顺利，她非常配合，并主动向我们谈起自己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为了在舞台上演出真正的江姐，她曾自费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去体验生活。这个事例自然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