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这个打算。”
“怎么样，先到南京停一下，和朋友们碰个头再走，毕业的时候，你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偷偷摸摸地走了，当时大家都很生气，说你这家伙，还没到上海就变成上海人了，太过分。”
“也不是，当时就是害怕麻烦你们，”听到大胡子在电话里骂我，我也笑了，“高前怎么样？”
“高前？”听到我问到高前，大胡子在电话那头好像遇到了难题的小学生一样，突然沉默了下来。
“怎么，高前出事了吗？”我不明就里，有些着急，赶紧问。
“没有，我们很长时间没联系了。”大胡子犹豫了一下，“你知道，他不想见我们。”
两个世界（6）
电话里发出了啦啦的嗓声，大胡子的声音也突然变小了，我似乎听见他咳嗽了几声，然后是咔嚓咔嚓揿动打火机的声音。
“你走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他抽了一口烟，又咳嗽了几声后，有些不自然地说。
我没有再说话。我知道他的声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尽管他很想把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但我仍能感到，他的声音里所含有的一丝内疚。
35
事后我想，我之所以能体会到大胡子的这种情感，并不是因为我有特异功能，能通过电话线了解他的情绪，而是因为我自己对高前也一直怀有这种内疚。不知道为什么，自从高前从看守所出来，重新回到校园后，我对他就隐隐地产生这种歉疚感，有时，我还会模糊地为自己感到羞愧，为自己当初没有和高前一起待在校园里度过那段时间感到后悔，也为自己如今可以无所事事地安享眼前的一切而感到不安。我觉得，高前比我更有资格享受这一切。尽管，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说到底，也只是一种平庸的生活罢了。而且，很有可能，是高前根本就看不上的一种生活。
但我总是为之不安，我无法说服自己接受这一点。我知道大胡子也一样。因为，我们都明白，高前将永远不可能按照以往他所设想的轨道再走下去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无论怎么走，都将是另外一条路。不像我们，怎么走都可以，怎么走都不意外，怎么走，也都是可以成立的，从这点来说，方湄和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也正是我，还有大胡子等产生愧疚的一个原因。
也许，这只是个很自私的想法，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变化，而高前就不能变化呢？我们真的理解高前吗？他为什么要按我们的意愿去思考，去生活呢？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过别人所希望过的生活吗？
这显然是个问题。
但我们却无法解决，因为我们只有亲身经历这样的生活过后才会知道答案。所以，它现在只能以问题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以答案的另一种形式存在。
火车经过南京的时候，外面正在下雪。透过车窗，可以看见在站台上的灯光的映射下，雪花像棉絮一样从空中纷纷扬扬地坠落下来，但一到地上，就融化了，只留下了一摊摊发光的水渍。
我忽然觉得，也许当初应该接受大胡子的邀请，在南京下车和朋友们见一面。我们可能并不像我们自己所想像的那样坚强，就如同这一片片雪花一样，但既然都是一样的水，又有什么不能说清楚的呢？
我感到有些对不起大胡子。
只是，一切都太晚了。站台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乘客像汹涌的潮水一样向车厢涌了过来。他们陌生的面孔和身影马上把车窗包围了起来。
为了避开陡然兴起的民工潮和返校的学生潮，春节过后，我又在家里多住了几天。好在主编老刘到底是老同志，非常善解人意，为了让我在家里待得心安理得，他还特地让我就近采访了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
不过，当我回到上海后，老刘就不再这么照顾我了。我还没来得及和方湄见面，他就立即把我派到北京去出了一趟差。因为走之前，方湄不在上海，到北京以后，我就给方湄的公司里打了两个电话，可每次她都不在。所以，出差回来后，我就顺路到了她公司去了一趟，想看看能不能在公司里碰见她。可让我吃惊的是，当我在走廊里拦住一个抱着一叠文件的姑娘问她方湄在不在的时候，她马上告诉我，方湄在前几天辞职了。
“辞职？”
“是的。”
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可看到对方再次明确无误的表态后，我只能将信将疑地哦了一声。
“那你知道她去了哪里吗？我是她大学同学。”我尽量把自己的惊讶降到最低限度，以免这个姑娘把我当成一个不怀好意的人。
“不清楚。”对方抱歉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离开公司的时候，她只是说她想休息一段时间，没说别的。”
这正是方湄做事的风格。看来，她是真的离开这里了。尽管这让人感到很意外，有些难以置信，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从方湄的公司出来后，我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往她住的地方赶去。一路上，我不停地想，她究竟是为什么要离开现在的公司，又到哪里去了？记得春节前我们见面时，似乎她还说自己对现在的这个工作比较满意，而且，我想，以她的性格，一般是不会与别人产生矛盾和冲突的，那还有什么工作比现在的更适合她呢？难道，是她出了什么意外？
也许是为了和我的心情相映衬，我们的车几乎每走一步都会遇到一个红灯，常常是刚通过一个路口，没开多远就又得停下来，只能像蜗牛一样跟在一大堆车屁股后面慢慢往前挪动。在远远地看到前面的路口又出现了一个红灯后，穿着制服打着领带显得文质彬彬的出租车司机终于露出了本色，拍着方向盘大骂了起来，说真应该让市里的头头脑脑也来吃这么一串冰糖葫芦，这样他就不会天天忙着在电视里开会讲话了。
两个世界（7）
我当然不会这么着急，尽管出租车的计价器在不停地往上翻动，每跳一个数字都让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可能是车内的空调温度比较高，我觉得车内有点闷，就打开了车窗，呛人的油烟味，马路上的喧哗声，还有明晃晃的阳光和初春略带寒意的空气一下子涌了进来，这让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点。我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情绪陷入怪圈，因为，我很难控制住自己在这个时候不去胡思乱想，显然，方湄真要是出了什么意外，那也已经是发生过的事了，既然发生过了，我也就没必要再为这件已经发生过的事着急了。我想，如果方湄真的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意外，那也实在太像电影了。
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真还就有可能发生，那些看起来像假的事情也往往是真的，其实，真正发生的事也只会比电影里和小说里描述的更假。所以，当车子在距方湄家还有两三百米的地方又一次被堵住，开始一点点地往前爬后，我终于忍不住把早已捏在手上的钞票一把塞给了司机，拉开车门从车上跳了下来，然后提着包，像杂技演员踩高跷一样，在突然的刹车声和一些司机骂我找死的声音中，从被汽车挤得满满的街道中间一蹦一跳地冲到了路边。
说实话，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虽然我也知道方湄不会有什么事，但我还是不能控制自己。为什么要控制自己呢？我一边在人行道上左冲右突一边问自己，控制自己干什么呢？既然我们高兴时从来不需要掩饰自己的笑，那又何必在痛苦和紧张的时候掩饰自己的情绪呢，让自己焦虑一下，痛苦一下，甚至像小孩一样无所顾忌地大哭一场，不是很好吗？
因此，当我满头大汗地跑到方湄住的那一层楼时，我已经不再紧张。在楼梯口，我擦了擦脸上的汗，让自己的喘息完全停下来，然后才慢慢地走到她的屋门前。
在脏兮兮的防盗门后面的木门上，有一张用图钉钉着的纸条。
这下，连敲门也省了。
36
方湄果然又跳槽了。她似乎算准了我会来，在纸条上给我留下了一个地址，告诉我这几天她都不回家，让我回来后直接到一个地方去找她。我无奈地摇了摇头，伸手从门上扯下了那张纸条。
不知是她心血来潮，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她纸条上说的那个地方，远在城市的另一头。从这里出发，等于是横穿大半个上海。我看了看表，再过一会，下班高峰就到了。这真让我头痛不已。我掏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楼梯的外面，是肮脏的苏州河，一艘小汽艇无声地从水面上驶过，溅起一片混浊的浪花，河堤下是一个熙熙攘攘的菜场，一股夹杂着鱼虾、油炸臭豆腐和各种蔬菜的气味像看不见的浓烟一样从下面不停地飘上来，一侧横跨苏州河的拱桥上，几辆出租车正鸣着喇叭驶过，远处，是外滩附近那一片连绵的高楼，柔和的阳光正在一些建筑的尖顶和越来越多的巨大的广告牌上闪耀。
这就是方湄每天看到的风景。我想，除了这些，她还能看到什么呢？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凤凰那座小城，此刻，在沿江的吊脚楼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对岸那一片黑色的吊脚楼后青翠的群山，还是飘在哗哗流淌的河上的那一阵若有若无的烟岚？是在河边洗衣的妇女，踩着被水淹没的石碇跳向对岸的小孩，还是身后正在沿街的店铺里制作着黄色的姜糖的小伙子，和突然消失在弥漫着米酒香味的长长的小巷里的有着一张圆圆的面庞的姑娘？她是谁？是小陈，是桃叶，还是我所不认识的人中的一个？
夕阳西下，在这个同样的黄昏，在不同的地方，它正一点一点地下沉并折射出不同的光线，两条潺潺的河水在我的眼前也各自一如既往地向远方缓缓流去，它们或喧哗或沉静，有如我所经历过的生活一样不可挽留，不可重复，更不可能交叉。而我只能站在这里，只能静静地看着它们无声地流淌，在光影中默默地变化，却不能为它们做些什么。
因为，这脚下的一切离我就像凤凰那座小城离我一样遥远。而且，即使身在凤凰，我改变的也只不过是我自己而已。
但这只是我的感觉。我相信，无论是小陈，桃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