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于赓虞、李金发、冯至、韦丛芜这几个人，为新诗作者与作品第二期的第二段。第二期第一段几个作者，在作品中所显示的情绪的健康与技巧的完美，第二段几个作者是比较疏忽的。然而那种诗人的忧郁气氛，颓废气氛，却也正是于赓虞、李金发等揉合在诗中有巧妙处置而又各不相同的特点！于赓虞作品表现的是从生存中发生厌倦与幻灭情调，与冯至、韦丛芜以女性的柔和忧郁，对爱作抒情的低诉，自剖，梦呓，又是完全不同了。同是常常借用了古典文字使词藻夸张与富丽，李金发，则仿佛是有时因为对于语体文字的生疏，对于表示惊讶，如郭沫若、王独清所最习惯用过的“哟”字或“氨字，在李金发却用了“吁”或“嗟乎”字样。
或整句的采用，作自己对于所欲说明的帮助，是李金发的作品引人注意的一点。但到于赓虞，却在诗中充满了过去的诗人所习用表示灵魂苦闷的种种名词，丝毫不遗，与第一期受旧诗形式拘束做努力摆脱的勇敢行为的完全相反，与李金发情调也仍然不能相提并论。不过在第一期新诗，努力摆脱旧诗仍然失败了的，第二期的李、于，大量的容纳了一些旧的文字，却很从容的写成了完全不是旧诗的作品，这一点，是当从刘大白等诗找出对照的比较，始可了然明白的。
第三期诗，第一段为胡也频、戴望舒、姚蓬子。第二段为石民、邵洵美、刘宇。六个人都写爱情，在官能的爱上有所赞美，如胡也频的《也频诗逊，戴望舒的《我的记忆》，姚蓬子的《银铃》，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恶》，都和徐志摩风格相异，与郭沫若也完全两样。胡也频诗方法从李金发方面找到同感，较之李金发形式纯粹易懂点。胡也频的诗，并不是朱湘那种在韵上找完美的诗，散文的组织，使散文中容纳诗人的想象，却缺少诗必须的韵。戴望舒在用字用韵上努力，而有所成就，同样带了一种忧郁情怀，这忧郁，与冯至、韦丛芜诸人作品，因形式不同，也有所差别了。蓬子的沉闷，在厌世的观念上有同于赓虞相近处，文字风格是不相同的。邵洵美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作，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另一面看到的破灭，这诗人的理智，却又非闻一多处置自己观念到诗中的方法。石民的《良夜》与《恶梦》，在李金发的比拟想象上，也有相近处，然而调子，却在冯至，韦丛芜两人之间可以求得那悒郁处。刘宇是最近诗人，他的诗在闻一多、徐志摩两人诗的形式上有所会心，把自己因体质与生活而成的弱点，加入在作品上，因此使诗的内容有病的衰弱与情绪的纷乱，有种现代人的焦躁，不可遏制。若把同一取法于此两人诗的外形，而有所写作的青年诗人陈梦家作品拿来比较，便可明白陈诗的精纯，然而这精纯，在另一方面，也稍稍有了凝固的情形，难于超越，不易变化了。
把创作小说，容纳于同一个要求中，如五四运动左右，是人道主义极盛的时期。诗到那时也是这样。同情，怜悯，缺少这个是不行的。一切的观念是绅士的，慈善的。到稍后，年青人自己有痛苦，却来写自己的欲望了，所以郁达夫小说的自诉，有空前的成就。民十二到民十五，创作小说的方向，是在恋爱故事作整个的努力的，情诗也在这时有极好成就。到民十五年后，有些人革命了，创作多了一个方向，把诗要求抹布阶级“爬起来，打你的敌人一巴掌”那种情形上面，新的做人的努力是可尊敬的。这里使我们记起一个还应当提到的人，这人就是蒋光慈。这人在小说与诗创作上，都保留到创造社各作家的浪漫派文人气息。他从不会忘记说他是“一个流浪文人”，或“无产诗人”这种“作家”的趣味，同长虹陷在同一境遇里去了。长虹在“天才”意识上感到快乐，夸大，反而使自己缩小了。蒋光慈在他作品成绩上，是否如他朋友感到那种过高估价，是值得商讨的。书贾善凑热闹，作者复敏于自炫，或者即所谓海上趣味的缘故，所以诗的新的方向，蒋光慈无疑可说是个革命诗人。或者胡也频可以有更好成就，因为新的生活态度的决定，较立于顽强朴素一方面。
总起来说，是这样：
第一期的诗，是当时文学革命的武器之一种。但这个武器的铸造，是在旧模中支配新材料，值得说的是一本《尝试集》，一本《刘大白的诗》，一本《扬鞭集》。另外在散文中改造诗，是一本《过去的生命》。另外在散文上帮助了发展，就是说关于描写的方法，繁复，是《西还》同《草儿》。要明白关于形式措词的勇敢，是《女神》同《渡河》。
第二期的诗，在形式技巧上算完成了。《草莽集》，《死水》，《志摩的诗》，是三本较完美的诗。韦丛芜的《群山》，写故事诗明白婉约，清丽动人，且是中国最长之叙事抒情诗。冯至的《昨日之歌》，年青人热情与忧郁，使作风特殊不同。于赓虞的《晨曦之前》，悲哀沉痛，病的狂痫气氛，充满了作品。
李金发的《微雨》，从文言中借来许多名词，补充新的想象，在诗中另成一风格。若欲知道散文诗这一名称所赋的意义，是《过去生命》那种诗体裁以外的存在，则焦菊隐的《夜哭》可以说明。
第三期的诗，一种是石民的《良夜与恶梦》，胡也频的《也频诗选》，可以归为李金发一类。一种是邵洵美的《花一般罪恶》，刘宇的《沉淀》，可以归为徐志摩一类。另外就是新方向的诗歌，如戴望舒、蓬子之诗，在文字上找寻象征的表现方法。或从苏俄歌颂革命的诗中，得到启示，用直截手段，写对于革命希望和要求，以及对现世否认的诗歌，有蒋光慈的《战声》同其他集子。
七月廿六日
论技巧
几年来文学词典上有个名词极不走运，就是“技巧”。多数人说到技巧时，就有一种鄙视意识。另外有一部分人却极害羞，在人面前深怕提这两个字。“技巧”两个字似乎包含了纤细、琐碎、空洞等等意味，有时甚至于带点猥亵下流意味。
对于小玩具小摆设，我们褒奖赞颂中，离不了“技巧”一词，批评一篇文章，加上“技巧得很”时，就隐寓似褒实贬。说及一个人，若说他“为人有技巧”，这人便俨然是个世故滑头样子。总而言之，“技巧”一字已被流行观念所限制，所拘束，成为要不得的东西了。流行观念的成立，值得注意，流行观念的是非，值得讨论。
《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来觉得极美丽，《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来也觉得极有热情，它们是靠技巧存在的。骈体文写得十分典雅，八股文章写得十分老到，毫无可疑，也在技巧。前者具永久性，因为注重安排文字，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亲切，妥贴，近情，合理的目的。后者无永久性，因为除了玩弄文字以外毫无好处，近于精力白费，空洞无物。
同样是技巧，技巧的价值，是在看它如何使用而决定的。
一件恋爱故事，赵五爷爱上了钱少奶奶，孙大娘原是赵五爷的宝贝，知道情形，觉得失恋，气愤不过，便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了。同样这么一件事，由一个新闻记者笔下写来，至多不过是就原来的故事，加上死者胡同名称，门牌号数，再随意记记屋中情形，附上几句公子多情，佳人命薄，……于是血染茵席，返魂无术，如此如此而已。可是这件事若由冰心女士写下来，大致就不同了。记者用的是记者笔调，可写成一篇社会新闻。冰心女士懂得文学技巧，又能运用文学技巧，也许写出来便成一篇杰作了。从这一点说来，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
同样这么一件事，冰心女士动手把它写成一篇小说，称为杰作；另外一个作家，用同一方法，同一组织写成一个作品，结果却完全失败。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作品的成败，是决定在技巧上的。
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贴”，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细心选择，能够谨慎处置，能够妥贴，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假定有一个人，在同一主题下连续写故事两篇，一则马马虎虎，信手写下，杂凑而成；一则对于一句话一个字，全部发展，整个组织，皆求其恰到好处，看去俨然不多不少。这两个作品本身的优劣，以及留给读者的印象，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一个懂得技巧在艺术完成上的责任的人，对于技巧的态度，似乎应当看得客观一点的。
也许有人会那么说：“一个作品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其一是文字经济，不浪费，自然，能亲切而近人情，有时虽有某些夸张，那好处仍然是能用人心来衡量，用人事作比较。至于矫揉造作，雕琢刻画的技巧，没有它，不妨事。”请问阁下：能经济，能不浪费，能亲切而近人情，不是技巧是什么？所谓矫揉造作，实在是技巧不足；所谓雕琢刻画，实在是技巧过多。是“不足”与“过多”的过失，非技巧本身过失。
文章徒重技巧，于是不可免转入空洞，累赘，芜杂，猥琐的骈体文与应制文产生。文章不重技巧而重思想，方可希望言之有物，不作枝枝节节描述，产生伟大作品。所谓伟大作品，自然是有思想，有魄力，有内容，文字虽泥沙杂下，却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的作品。技巧被诅咒，被轻视，同时也近于被误解，便因为，一，技巧在某种习气下已发展过多，转入空疏；二，新时代所需要，实在不在乎此。社会需变革，必变革，方能进步。徒重技巧的文字，就文字本身言已成为进步阻碍，就社会言更无多少帮助。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