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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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杂谈-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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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到此都暂时失去了意义。
  什么是我所谓的“短篇小说”?要我立个界说,最好的界说,应当是我作品所表现的种种。若需要归纳下来简单一点,我倒还得想想,另外一时给这个题目作的说明,现在是不是还可应用。三年前我在师范学院国文会讨论会上,谈起“小说作者和读者”时,把小说看成“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一个小说。
  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深刻平凡区别),要的只是那个“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
  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乡愿道德,社会虽异常需要,有许多简便方法工具可以利用,“上帝”或“鬼神”,“青年会”或“新生活”,或对付他们的心,或对付他们的行为,都可望从那个“多数”方面产生效果。不必要文学来作。至于小说可作的事,却远比这个重大,也远比这个困难。如象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爱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生命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为任何书籍所无从企及。或积极的提示人,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若说得夸大一点,到近代,别的工具都已办不了时,唯有“小说”还能担当这种艰巨。原因简单而明白: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印刷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进步,既得到分布的便利,更便利的还是近千年来读者传统的习惯,即多数认识文字的人,从一个故事取得娱乐与教育的习惯,在中国还好好存在。加之用文学作品来耗费他个人剩余生命,取得人生教育,从近三十年来年青学生方面说,在社会心理上即贤于博弈。所以在过去,《三国志》或《红楼梦》所有的成就,显然不是用别的工具可以如此简便完成的。
  在当前,几个优秀作家在国民心理影响上,也不是什么作官的专家部长委员可办到的。在将来,一个文学作者若具有一种崇高人生理想,这理想希望它在读者生命中保有一种势力,将依然是件极其容易事情。用“小说”来代替“经典”,这种大胆看法,目前虽好象有点荒唐,却近于将来的事实。
  这是我三年前对于小说的解释,说的虽只是“小说”,把它放在“短篇小说”上,似乎还说得通。这种看法也许你们会觉得可笑,是不是?不过真正可笑的还在后面,因为我个人还要从这个观点上来写三十年!二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一个数目,但在个人生命中,也就够瞧了。这种生命的投资,普通聪明人是不干的!
  有人觉得好笑以外也许还要有点奇怪,即从我说这问题一点钟两点钟得来的印象,和你们事先所猜想到的,读十年书听十年讲记忆中所保留的,很可能都不大相合。说说完了,于是散会。散会以后,有的人还当作笑话,继续谈论下去,有的人又匆匆忙忙的跑出大南门,预备去看九点场电影,有的人说不定回到宿舍,还要骂骂“狗屁狗屁,岂有此理”。这样或那样,总而言之,是不可免的。过了三点钟后,这个问题所能引起的一点小小纷乱也差不多就完事了。这也就正和我所要说的题目相合,与一个“短篇小说”在读者生命中所占有的地位相合,讲的或写的,好些情形都差不多。这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只那么一点儿,所要处理的,说他是作者人生的经验也好,是人生的感想也好,再不然,就说他是人生的梦也好。总之,作者所能保留到作品中的并不多,或者是一闪光,一个微笑,以及一瞥即成过去的小小悲剧,又或是一个人濒临生死边缘作的短期挣扎。不管它是什么,都必然受种种限制,受题材、文字以及读者听者那个“不同的心”所限制。所以看过或听过后,自然同样不久完事。不完事的或者是从这个问题的说明、表现方式上,见出作者一点语言文字的风格和性格,以及处理题材那点匠心独运的巧思,作品中所蕴蓄的人生感慨与人类爱。如果是讲演,连续到八次以上,从各个观点去说明的结果,或者能建设出一个明明朗朗的人生态度。如果是作品,一本书也不会给读者相同印象。至于听一回,看一篇,使对面的即能有会于心,保留一种深刻印象,对少数人言,即或办得到,对多数人言,是无可希望的!
  新文学中的短篇小说,系随同二十二年前那个五四运动发展而来。文学运动本在五四运动以前,民六左右,即由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提出来,却因五四运动得到“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机会。当时谈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造,最先得到解放是文字,即语体文的自由运用。思想解放社会改造问题,一般讨论还受相当限制时,在文学作品试验上,就得到了最大的自由,从试验中日有进步,且得到一个“多数”(学生)的拥护与承认。虽另外还有个“多数”(旧文人与顽固汉)在冷嘲恶咒,它依然在幼稚中发育成长,不到六七年,大势所趋,新的中国文学史,就只有白话文学作品可记载了。谈到这点过去时,其实应当分开来说说,因为各部门作品的发展经过和它的命运,是不大相同的。
  新诗革命当时最与传统相反,情形最热闹,最引起社会注意(作者极兴奋,批评者亦极兴奋),同时又最成为问题,即大部分作品是否算得是“诗”的问题。
  戏剧在那里讨论社会问题,处理思想问题,因之有“问题”而无“艺术”,初期作者成绩也就只是热闹,作品并不多,且不怎么好。
  小说发展得平平常常,规规矩矩,不如诗那么因自由而受反对,又不如戏那么因庄严而抱期望,可是在极短期间中却已经得到读者认可继续下去。先从学生方面取得读者,随即从社会方面取得更多的读者,因此奠定了新文学基础,并奠定了新出版业的基矗若就近二十年来过去作个总结算,看看这二十年的发展,作者多,读者多,影响大,成就好,实应当推短篇小说。这原因加以分析,就可知道一是起始即发展得比较正常,作品又得到个自由竞争机会,新陈代谢作用大些,前仆后继,人材辈出,从作品中沙中捡金,沙子多金屑也就不少。其次即是有个读者传统习惯,来接受作品,同时还刺激鼓励优秀作品产生。
  若讨论到“短篇小说”的前途时,我们会觉得它似乎是无什么“出路”的。他的光荣差不多已经变成为“过去”了。
  它将不如长篇小说,不如戏剧,甚至于不如杂文热闹。长篇小说从作品中铸造人物,铺叙故事又无限制,近二十年来社会的变,近五年来世界的变,影响到一人或一群人的事,无一不可以组织到故事中。一个长篇如安排得法,即可得到历史的意义,历史的价值,它且更容易从旧小说读者中吸收那个多数读者,它的成功伟大性是极显明的。戏剧娱乐性多,容易成为大时代中都会的点缀物,能繁荣商业市面,也能繁荣政治市面,所以不仅好作品容易露面,即本身十分浅薄的作品,有时说不定在官定价值和市定价值两方面,都被抬得高高的。就中唯有短篇小说,费力而不容易讨好,将不免和目前我们这个学校中的“国文系”情形相同,在习惯上还存在,事实上却好象对社会不大有什么用处,无出路是命定了的。
  不过我想在大家都忘不了“出路”,多数人都被“出路”弄昏了头的时候,来在“国文学会”的讨论会上,给“短篇小说”重新算个命,推测推测它未来可能是个什么情形。有出路未必是好东西,这个我们从跑银行的大学生,有销路的杂志,和得奖的作品即可见到一二。那么,无出路的短篇小说,还会不会有好作者和好作品?从这部门作品中,我们还能不能保留一点希望,认为它对中国新文学前途,尚有贡献?
  要我答复我将说“有办法的”。它的转机即因为是“无出路”。
  从事于此道的,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儿作作。社会一般事业都容许侥幸投机,作伪取巧,用极小气力收最大效果,唯有“短篇小说”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玩花样不来,擅长“政术”的分子决不会来摸它。“天才”不是不敢过问,就是装作不屑于过问。即以从事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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