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顺风。”
我们都故意回避了握手这一礼节。
怕误车当然是个借口。为了早点离开西苑饭店，我提前两小时来到了火车站，广场
上人挤人。全国各地的方言话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都只盯着自己将要去的地方，
对其它毫无兴趣。许多人甚至都懒得说话，在唇上叼一张纸，纸上写着求购某次列车车
票，然后坐在广场上闭眼打盹。
我取出了沉重的旅行包，左右各一只交叉挂在肩上。没走几步就走不动了，肩头火
辣辣疼。我茫然地混在人群中，
不知道如何度过这两小时的时光。我甩下旅行包，朝它们狠狠踢了两脚。我引颈遥
望，专门遥望驶进广场的各种小车。但从小车出来的人都使我非常失望。我无人送别。
我伤心地强迫自己别指望奇迹发生。我告诉自己这是现实生活！不是文学作品！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许多极有趣的事。当我目光落到广场右侧的一堵围墙上的时
候，我不禁咧嘴笑了。围墙粉了个大白脸，上面正在刷巨幅标语。正楷美术字，鲜艳的
红油漆。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度过的。刷标语是我童年的游戏。一种久违的亲切
感涌上心头。我乍一看以为是幻觉，定神一看是真实的。刷标语的人穿着牛仔裤，屁股
兜上沾了一巴掌醒目的红油漆。
我拖着两只包过去。坐在包上用手作搭檐，观看太阳下正在形成完整口号的标语。
它们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一百年不变。我看得入了迷。
我正入迷，一个人在我身后叫了声我的名字，我毫无戒心地回了头，突然一耳光猛
搧到我脸上。
我猝不及防，一下子被掀倒在地，鲜血顿时流出了我的鼻子。
“谁？”我愤怒地面对广场上的人群叫喊，“是谁？”
周围的人面面相觑，全都是无辜的模样。打我的人仿佛遁地入天了。我坐在地上，
手背是擦鼻子的血，手掌是一掌的灰垢，既没人出来扶起我也没人出来承担责任。我再
叫两声“谁？”，人们就发笑了。
人们肯定觉得滑稽，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滑稽。我明白这是老赵在捣鬼。他只给了
我一耳光也许还是客气的。
最后还是刷标语的小伙子过来扶起了我。面对人们的讥笑他大声对我说：“我是看
你一直在欣赏我的字。”
“谢谢。”我说。我捂着鼻子拖着两只包慢慢向候车室走去。
站台上，我最后望了望北京的天空。天空有太阳但云是灰色的。灰色的云缓缓移去
使人有了一腔的惆怅。
列车鸣笛了。我上了车。列车一阵剧烈颤抖停了下来。我再次下车，看天空。不一
会儿又鸣笛上车，刚启动又停下来。车厢里闷，我只得随大部分乘客又一次下车。我再
看天空，云依然是灰色，可我心里一片空白，连惆怅的情绪都调动不起来了。惆怅还有
点诗意，可恨这列车一再出毛病，教我们生活中的诗意何以持续呢？我真倒霉！
列车终于开动了。
列车一出站就开始了点歌节目。我把自己一盒心爱的磁带送到播音室，说我点播这
磁带上的音乐。穿上列车制服显得俊俏的播音员小姐问我这音乐为谁点播？我说为这趟
去远方的车。为与我同行的全体乘客，为辛勤劳动着的全车乘务员。最后一句是讨她喜
欢的，果然她欢喜地笑了，说我马上放。
这盒磁带是长笛演奏家黄绍江先生的专辑，名叫《瞬间·长笛与乐队》。我之所以
喜爱黄先生的长笛演奏，那是因为我童年至少年的那段时光熏陶在黄先生的笛声中。那
时候，我在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穿着极不正规的芭蕾鞋在大街上演出芭蕾舞剧《白
毛女》，伴奏的是唱片。唱片里明丽的轻盈的“北风那个吹”就是黄先生的长笛吹奏的。
那时候，黄绍江先生是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的首席长笛。现在是新加坡国家交响乐团
首席长笛演奏家。这盒《瞬间》是现在新加坡的黄先生吹奏的。使用的是一支金子做的
长笛。金子做的长笛缺乏竹笛那开裂一般的嘶嘶声，这是我唯一的小小的遗憾。
我从武汉千里迢迢揣着《瞬间》到北京，如意算盘是与我共同拥有某段经历的朋友
一块儿听听这音乐的。谁知朋友太忙呢。人家都在忙正事，忙大事，怎么就我傻乎乎的
像没长大似的。就我这样，还配要挟领导？还配算计老赵？还配敌视王先生？
黄绍江先生用他的金笛吹起了悠扬深情甜美却也忧伤的乐曲。我趴在枕头上，用湿
毛巾敷住被打肿的半边脸，在笛声中泪如雨下。
列车在我的泪雨中与北京彻底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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