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母亲跪着坐
唱起渔歌时
白白的布海，已是明镜如水。
1997．
冬 院
院子那端
柴门忽自摇晃着。
朝门孔
对着一双眼。
谁来了呢？
从后山的山谷
吊儿郎当地
滚来了一阵风家伙
到我家处处闹鬼
才偷了一根稻草屑
正要朝柴门
溜了出去。
1997．
鹊 窝
芦花皓皓的
海角
悬上了柴门
后院的豆梨树上
喜鹊
搭上了小窝
日落时
教我如何呢
唯让沧海
独自呜泣
1997．
机上遐想
机上沉思了一个人
忽而不见两张闪亮的钢板。
忽而睡醒了
我是坐上一只大蝴蝶
便把臂膊翩翩张开了。
臂下是一群云队
写的是“天地玄黄”
原是我童年私塾里
盲背过的那《千字文》几个字。
拆开云朵，俯瞰地上
才是老人群像
地球好苍老呀！
那么多的皱纹，
我是襁褓的眼睛。
疑是絮絮絮棉花田
很想牵住妈妈飘飘的裙带
乱走一个黄昏
然后航向天涯
再也不愁什么柴米油盐呢。
2004．12。
当代诗歌：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
■ 杨匡汉
古、今、中、西间，最重要的是“今”，是当代。没有今，没有当代的价值判断，没有当代人的思维和精神，对许多诗歌问题会抽象不上去，也落实不下来。
东、西、南、北、中，最重要的是东，是长江大河的流向和归宿，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寻找梦想的场域。诗人又是天生的向太阳的寻梦者。
在诗歌界、学术界，人们都喜欢谈论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文化、文明的异质性或不可通约是客观存在，本身没有冲突，真正冲突的是文化、文明的价值判断。这些年诗歌界重视跨文化的对话，对话深入下去，就发现，如果彻底瓦解自己的知识结构而迁就对方的知识结构，我们肯定要犯中国诗歌文化的“失语症”；也悟到，尽管强调对话，后来更强调的不仅是认识别的文明，而是更加重新认识自己。多年大道走成河。余光中、痖弦从“走向西方”最后又“回到东方”，前卫的洛夫、罗门也要给李白、柳宗元“打一个电话”。我们一些诗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却显出心态上的膨胀，咏叹之作呈现一种“泡沫性”和“仿制性”。所谓“泡沫性”就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无限放大，所谓“仿制性”就是对西方的表达方式亦步亦趋。两种倾向均不可取。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当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的确关涉到今日中国诗歌文化之走向。然而就目前而言，两者“统一”不过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因为事实上，中国今日诗歌离不开“西化”和“化西”的两难命题，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企图之间内在着紧张。这样，中国当代诗歌究竟要不要择取人文性资源和运用本土化策略，虽然不是美学问题，但是应从诗学的角度提出来。
我以为，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文学创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于资源的汇聚、选择、利用和转化。对于当代诗歌来说，我们具有丰富的人文性资源，那些传统的理性智能与感性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把共同的、永恒的东西显现出来。
其一是思想资源。
在我看来，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传统，应当成为当代诗歌的重要思想资源，予以传承、激活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人重其活出个人样，活得有尊严。为老为释，诗书礼易，汉儒宋贤，程朱陆王，代代所崇尚的，乃是为文道法谋篇，为事格物致知，为民敢歌敢哭，仁、义、礼、知、信，五字并言。中国人向往更高的精神自觉——建立在忧患意识之上的实践理性。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庄子曰“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由此产生了“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的艺术，产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有亮节的篇章，产生了“国破山河在”（杜甫）的有浩气的诗行，也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之大作。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崇本息末，中国志士仁人的“无恒产而有恒心”，总以国家民族大群之盛衰、兴亡为怀，这一不可征服的脊梁，维系着黄土地上万千群类和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于2000年在北京发表过一次演讲，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始终有一种感时忧国的使命感，近现代也连续不断。冰雕有海涛的波纹。感时忧国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深远传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蚌痛成珠”构造了从古到今大诗人创造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可以注意到，池鱼思故渊，当代已有一批诗人表示出一种朴素的意愿，即应从民族的人文传统中寻找自己创作的基石。在全球化文化价值的普世化企图日益被人们识破的情况下，民族性的文化自觉和感时忧国的使命意识已变得越来越迫切，也要求精英阶层能承担起维护民族文化的使命。然而当代的现实是，多数技术官员在文化上是中立的；经济领域的专业人士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学者、教授、作家在人文科学中的力量十分薄弱，其影响力微乎其微，处边缘地位。全球化、“后殖民”语境中能成就一大批专业精英人士，成长出一群又一群被齿轮绞成碎片的文化动物，而要产生真正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阶层则相当困难。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性的文化病症。
当代诗歌何为？需要“三拒绝”：拒绝工具理性，拒绝文而不化，拒绝使命感的失落。需要“三呼唤”：呼唤人文理性，呼唤重读传统，呼唤民族的自主性和诗歌的本体论。这就需要接续中国人的文脉，吸收传统思想资源的养分，进一步盘活和翻新。
其二是美学资源。
“美学”一词从西方引进。但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西方学者，历来不认为中国有完整的哲学、美学体系。西方诗人也从来不承认中国有什么诗学、史诗。他们用一种“主体通性”的观念来看待中国美学、诗学，即出于知之甚少，也存在一定偏见。
如果说，西方美学是以二元对立为哲学基础，以抽象思辩为思维方式，以想象性活动为实在内容，以建构“形而上”的体系为终极目标；那么，中国传统美学则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感性体悟为思维方式，以人生实践与审美情趣为真实内容，以人微的观察和灵动的艺术并呈“片断”的形态为叙述点燃光亮。先秦美学可谓中国诗学的一大源头。沿着“思无邪”的思路而倡导先善后美，以善制美；强调“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而寻求主客交融，共感心会；主张“中和”而归复生命的本明，意象的化生；从“知味”、“辩味”到“治心”、“养气”，确认了体证生生，生生之韵；而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诗性文心，又导向了辩证且审美地处理文质、因袭、言意、形神以及多少、大小、远近、高下、浓淡、粗精等等多种为艺之道。中国历代文人诗家不求深奥、蹈虚、体系式的美学概述，却视诗学（广义的或狭义的）为生命之学、心性之学，是自主的行为、人性的修炼和审美的投射。
上述美学资源相当久远，且在其深层处，可与今人心灵暗合、相通。当代诗人于坚与评论家谢有顺有一次关于“文学是慢的历史”的对话，于坚说到：“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代，每一个人想的都是中国古代那一套肯定是完蛋了，被踩在脚下了，史无前例的革命，摧毁过去的一切，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中国，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但是，三十年后，书店里重新摆满了《论语》，我读里面的很多东西，觉得它就是一种真理，过去的真理根本就没有失效，你现在读这些，会使你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更智慧，比清朝更有效。”（见《先锋就是自由》第14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不只是《论语》，还有《老子》、《庄子》、《礼记》、《乐记》、《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原诗》、《艺概》等等及至《饮冰室诗话》、《人间词话》，汇成美学的星空，诗性的智慧之光何其灿烂。对于如此丰富的美学资源，万不可以“碎片”而等闲视之，也不能从“技”、“器”、“用”的层面去打理，需要从“精”、“气”、“神”、“体”上来内化、再生。
其三是语言资源。
当代诗运用的是现代白话——活在当代
人唇舌上的语言。一般讲，进入诗中的现代白话的语言资源，有历代话本、日常口语、欧化白话、市井白话、民间话语以及多民族的话语。一时代的诗歌生命，正是依靠能用活的语言去表现情感和思想。然而，白话落实到纸面，仍是中文汉字。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化过程中失去本土的诗歌经验和语言文化的危险，最担心的是汉诗的语言的西方化。这与我们对自身的语言资源缺乏认知有关。德里达和罗兰·巴特仅仅从语音的角度就认定中文是没有能指的语言，此乃大谬。殊不知，汉字以象为本，是一种具有鲜明感性特征的视觉符号、语言符号、生命符号。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三种：埃及的图画文字，苏马利亚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还有就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如今，前两种文字都拼音化了，唯独汉字作为形声互动的符号和显示感性信息的语码，不仅存活至今，还为诗性智慧和人文精神的霏布滋蔓提供了沛然的可能。从古到今，汉语所具有的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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