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没有开灯，唐大已经睡下了。他四仰八叉地躺在里屋平常王玉芬睡的大床上，没有盖被子，呼噜打得震天响。床底下扔着一个空了的酒瓶子，满屋子都是他呼出来的酒臭气。
春燕悄悄拉一拉姐姐，对她说：“你还不知道吧，妈妈离家出走了，她再也不回来了——”说着就像火车鸣笛一样拉长了声音哭起来。
唐大翻了个身，朝她们嘟囔着骂了一句又睡过去了。
唐冬青问：“真的？”
春燕咧着嘴哭得更凶了。
唐冬青却没有哭，她的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离家出走”四个字就像一道雷劈在她头上，一下把她打翻了。她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走，她也不明白妈妈走为什么也不跟他们说一声。她马上想到自己还有三个鸡蛋存在妈妈那里，她这么一走，三个鸡蛋算是泡汤了。她想妈妈心真狠，扔下他们一个也不要了。她想既然妈妈心这样狠，那还哭她做什么。
她问妹妹：“你们都吃过了吗？”
妹妹呜呜咽咽地说：“都吃过了。”
她又问妹妹：“都洗过了吗？”
妹妹摇摇头。
街上的茶炉子已经打烊了，好在家里的煤炉还没有熄。唐冬青在炉子上炖了一锅水，站在巷子口扯着嗓子把建华和建民喊回来，对他们说：“快洗洗，早点睡！”她又催妹妹洗了上床去。等他们一个个全睡下了，她用剩下不多一点的热水草草地洗了洗，把煤炉封了，又把前后门都关上插好，自己才去睡。
平常这些事都是王玉芬的，唐冬青一边做，一边忍不住要想到她。
等躺到被窝里，头沾着软软的旧枕头，她的眼泪忽然哗地流出来。这一天她经历得太多了，所有的事情好像在这一刻全部泛上味来了。本来她有一肚子的难受，现在全都变成了委屈和泪水。她怕被他们听见，不敢哭出声。好几次她都想不哭了，但是眼泪根本就不由她做主。
她把枕头都哭湿了。泪眼矇眬之间看见窗外有月亮照进来，月亮既不是圆圆的满月，也不是弯弯的月牙儿，就是平常一抬头就看得见的那种普普通通的样子，不过却很耀眼，就像天上点着一盏很明亮的灯。
哭过了唐冬青心头清爽了很多，她想起了罗瞎子给她的二十块钱。她伸手摸一摸，贴肉的裤子口袋，一只里面是崭新的哗啦哗啦响的两张大票子，另一只里面是揉得烂疲疲有好几道折痕的两张黄草纸。她的心慢慢定下来。她觉得今天的这些事情真像是一场梦，不过心里倒微微地觉得有了一些依靠。她硬起心肠想，反正是一样的日子，妈妈在是这么过，妈妈不在也还是这么过。
不挂窗帘的日子（1）
现在回想起70年代初期的日子，有一股子纯净而透明的劲儿。那时候我的父母都很年轻，刚刚三十出头，放在现在正是泡吧、上网、朋友们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很疯的好时光。他们那会儿可完全不同于如今的时尚青年，他们牢记着为人父母的责任，一日三餐，按时按点，日常开销，量入为出，勤俭谨严地过着每一天，很少有随意放任的时候。
那时候中小城市的楼房还不多，有一两处两层楼就算是全城最显赫的建筑了，普通人家住的都是沿街而建住过几代人的老房子，屋脊上长着灰紫色的瓦楞草，台阶和背阴的墙壁爬满了青苔，即使是正午时分屋里的光线也是幽暗的。新一些的是成排成片的平房，基本是公房，一样的开间，一样的大小，房子的模样也是一样的方头正脸。那时候不管是住老房子还是住新房子的人家，只要有人在家，各家各户的房门都是敞开的，街坊四邻一迈腿就进了别家的院里和房里，极少有敲门的习惯，顶多在门口大声咳嗽一声。孩子们更是没拘没束，不仅在自己家各屋乱窜，在邻居家也一样出入自由。
一到晴好的天气，一大清早家家户户就把洗好的衣服、床单等等高高地挂到敞阳的地方晾晒。在那些滴答滴答往下滴水的衣物中，袜子、裤衩、胸罩甚至更见不得人的物什都堂而皇之地占据着一席之地，一律用木夹夹在铅丝或临时拉起的晾衣绳上，在风中无所顾忌地飞扬着。即使是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仰望或眺望那些洗净的衣物，也不由要浮想联翩和想入非非，可是那些做了父母的成年人却反而是一派天真，在飘拂的衣裤下面穿行，毫无感觉的样子。
那时候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二十几岁的人不分男女差不多个个结婚，偶有不嫁或不娶的，单位同事邻居朋友七姑八姨都会凑上来关心你，一副真心地替你着急，替你操心，替你张罗。他们嘴里说着“只有剩粥剩饭，哪有剩儿剩女”，一边热情洋溢地把不知从什么地方翻拣出来的歪瓜裂枣的剩男剩女一个一个领过来花言巧语连蒙带骗地塞给你，他们绝对有办法让你在半年之内把终身问题解决掉。那时候结婚的多，离婚的少，而且结婚一年左右家前屋后就会有万国旗般一串串的尿片子挂出来。除非是实在生不出来，那也会领养一两个，家里没有孩子大概就像如今家里没有电视和电话一样——即使人家不说什么，自己也会很不自在。
那时候的人好像特别在乎别人的眼光，也喜欢照着别人的样子生活，人家有的自己都要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看到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人别无二致心里就十分踏实，而看到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忍不住要品头论足议论纷纷。反过来你若不想遭人非议，你就要尽量地和他人保持一致。
那时候的高人是隐于人堆里的，聪明人都是头缩在脖子里明哲保身左右逢源，“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人处事都留有余地，随时随地准备好了调头转弯，绝不会像如今一些腕儿或者还不是腕儿的一开口便是我是中国最好的什么什么，也不像那些涉世不深无家无业的青皮后生那样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论。那个年代的人满腹心思深藏不露，一眼看上去似乎都没有什么隐私，表面上一片干净。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似乎左邻右舍都不挂窗帘，从窗外经过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楚里面的生活场景——不过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倒也没有看见过什么不堪入目的场面。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在一起忆旧都说小时候从来没有撞到过父母做爱，真不知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在那样高透明度的日子里是怎么避开众多子女们的耳目的？那个时候据说绝大多数的新郎新娘直到新婚之夜依然保持着处男处女之身，放到今天真是有点儿不可思议。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熟视无睹的那些生活细节简直令人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其实时光仅仅过去了三十来年，三十年发生了多少细微和深刻的变化！三十年前的一切已然成了陈年旧事，犹如一本书页发黄变脆的老皇历，一帧生了锈斑的老照片，一张遗落在抽屉角落里积满了岁月尘土的老唱片，让人触景生情，感怀良多。
1971年秋天我从江南的外婆家来到我父母工作的江苏盐城。那年我八周岁，还不懂得公元纪年，不过并不影响我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和判断。盐城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是一个白花花的盐堆得像山那样高的城市，也不像我在外婆家常听邻居说的是个“苦地方”，相反，我觉得盐城不错。
早晨五六点钟我妈妈就买回了滚烫的烧饼和油条，我家还订了一瓶半磅的鲜牛奶。那时候物价很低，五毛钱的肉够一家人中午美美地吃一顿，两毛钱的虾子也足够炒韭菜的了。盐城的东西也还算丰富，只要有钱，鸡鸭鱼肉都可以买到。我妈妈的菜篮子里常常装着鱼、河虾、小公鸡、鸭翅膀、排骨、豆腐、青菜、茨菰和蘑菇。秋天的梨也是尽吃的，我妈一买就是满满的一大篮，也就几毛钱，吃得慢还不行，眼看着就一只一只烂光了。
冬天农闲了，有生意头脑的农民挑着爆炒米的炉子进城来，巷子口生着火的炉子多起来，嘭的一声巨响，半条街都是爆米香，招得嘴馋的小孩子急匆匆奔回家用茶缸舀上大半缸子米端过去，付一毛钱，炸好了拿回家足足有半面粉口袋。除了大米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也可以炸，比如玉米、黄豆、蚕豆、山芋干和年糕干等等。炸过的山芋干和年糕干是最好吃的，那份香味简直无可比拟。如果能再放上一点猪油和白糖，简直就是腐朽了。据说还有人家把面条和粉丝也拿去炸的，可惜在我家，如果孩子在吃上头如此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话肯定是要招骂的。 我和弟弟都是大人眼里听话懂事的乖孩子，似乎与生俱来就懂得趋利避害，知道大处着眼，懂得自我克制，清楚必要的时候要牺牲小我利益去换取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在享乐的方面，更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那个欲望被自觉掩盖起来的年代里，这上面很容易授人以柄，并由此遭到批评和惩罚——连父母对孩子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绝不会为了一口吃的而鲁莽行事。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没有饿到那个份儿上。以当时的条件来看，像我家这样的经济状况，应该算是相当不错的。那些拿工资少孩子又多的人家，就要拮据得多。不少人家一个月能吃上一两回肉就不错，有些人家一天三顿都是稀粥，桌上的菜就是萝卜干和咸菜。那时候街上的馆子很少，像样些的馆子就更少了。
那些饭馆不分菜系和风味，都是做些炒菜、米饭、面条、包子等等，而且一律都是国营店。我印象中饭馆喜欢起名叫“大众饭店”，好像一起这样的名字大家就敢进去了。不过那会儿刚经过“文化大革命”，离改革开放还远，中国的有钱人寥寥无几，差不多人人都是“大众”，也差不多人人都没有足够的钱能随随便便下得起馆子。
从我家到学校一路上只有一家饭馆，叫做“双龙饭店”，很小的门脸，里面大概放得下四五张方桌。一进门就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