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的行为，而对生育具有明确的主观意愿显然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进化。 六七十年代一个四口之家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有一种优越的，这种优越感透过时代政治背景的阴影顽强地显露出来。那时候尽管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母他们需要面对种种压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依然生机勃勃。妈妈是个持家能手，当时她和爸爸一个月合起来挣一百块钱，但她能把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包括赡养老人安排得井井有条。
她有本事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每天傍晚她下班回来都是我和弟弟兴奋的时刻，她经常会买一些让我们惊奇和开心的新鲜物品回来，有时还会情绪很好地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怎么托人买到的。我们家的餐桌算是丰盛的，荤素搭配，还常能吃到时新的瓜果。每次妈妈回娘家途经上海，都会买回时髦漂亮的布料，给我做衣服和裙子，所以我的衣服总是款式很新，我的裙子备受女孩们羡慕。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有新衣服，一清早出去拜年，走在同样穿得簇新的人群里，踏着满街炸碎的花炮纸，真是喜气洋洋。
一到星期六妈妈就会买回四张电影票，我们总是全家一起去看最新上映的影片。那时国产电影看得最多的是战争片，有《地道战》《地雷战》《鸡毛信》《小兵张嘎》《奇袭》《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等等，还有就是《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不过最合我们一家人口味的还是诸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丽人行》《早春二月》等文艺片。当时的外国影片绝大部分都是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的，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宁死不屈》《卖花姑娘》《爆炸》等等。
到70年代末期，日本影片进来的逐渐多起来，最有名的有《望乡》《生死恋》《追捕》《远山的呼唤》等，都曾风靡一时。我们常去盐城电影院看电影，盐城电影院在市中心，是当时全城唯一一家电影院。胜利剧场和人民剧场也放电影，但总不如这里人气旺。那时候没有电视，男女老少都很喜欢看电影，电影院里几乎场场客满。一到满座，电影院外面的一块红色的霓虹灯的“客满”牌子就会亮起来，从电影院外面经过让人觉得整座电影院都热烘烘的。散场的时候人群黑压压的，好一会儿才走得完。
那时候的票价老片子五分，新片子一毛，难得有特别长的上下集的片子会到两毛钱。有人没钱买票或者为了逃票就拿撕过的票根混进去，也有人看到喜欢的电影就躲进厕所逃过清场再进去看一遍。赶上好片子有人看疯了，一轮下来看过的最高记录往往是十几遍或者几十遍，最夸张的还听说过有人一场都没有落。到放下一轮的时候这些人照样还会去看，非常像现在的球迷对球赛的热情。不同的是球赛每一场都是不一样的，而电影每场都一样，真不知他们哪来的那么盎然的兴味！看得遍数多了，有人便忍不住要卖弄起来，电影院里常常听见提前汇报剧情，还没到该笑的时候就有人抢先笑了出来，甚至众口一词地跟着银幕上的演员一起有板有眼地念着台词。所以妈妈宁可票价贵一点也要去看新片，她觉得有人在边上絮絮叨叨地说电影实在不堪其扰。
爱干净也是那个时代好家庭的一个重要标志。妈妈是个酷爱清洁的人，总是大盆大盆地洗着衣服和被单，不放过任何一个晴朗的天气。而且她和学校里几位考究的主妇一样喜欢时常挪动家具，让家里每个角落都不落尘土，也不时地改变一下家里的布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时我们放学回到家里，竟以为是走错门了。
那个时候的城市还多少保留了一点乡村的痕迹，不少人家家前屋后都有自己开垦出来的大片的菜地，如果放在现在，这些地方似乎都应该是公共绿地。而在当时根本还没有铺草坪这样的概念，这些地方被种上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成了各家各户的自留地。我家门口的空地也被我们充分利用，妈妈种了青菜、韭菜、茼蒿、萝卜、辣椒、茄子、西红柿、黄瓜、南瓜、葱和青蒜，这些植物各有各的样子，尤其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时候，一天和一天都不一样，我常常蹲在地上观看它们，一看就是好半天。
我家还种过葫芦和洋生姜，这是别人家很少种的。葫芦是自己长出来的，妈妈分析那颗种子是小鸟衔来的或者是下雨落到我家园子里的。我后来在少儿知识读物上也读到了类似的说法。洋生姜是一个朋友从外地带来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我们不知道拿这东西怎么办，就埋到了地里，由它自生自灭。没想到洋生姜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像竹鞭一样蹿得到处都是。几年以后，我们的邻居家家都有了这种植物。在这些菜蔬之外，我和弟弟还种了月季、蔷薇、芍药、美人蕉、太阳花、晚饭花、凤仙花、鸡冠花、菊花和仙人掌，还有纤弱细小从来只开花不结果的桃树、梨树和苹果树。
妈妈在种菜之余非常起劲地帮我和弟弟种花种草，她不管花草的品种，只爱会开花的，所以我们的小园子一年四季大部分时候都是姹紫嫣红开遍。在菜与花之间妈妈也是一视同仁，给菜浇一勺水，也给花浇一勺水，完全不管它们是喜水的还是喜旱的。妈妈对待植物的这种天真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率性不羁与今天追求自我与个性的白领们在精神气质上有一脉相承的东西——随意、即兴、任性，我行我素，甚至明知故犯，反其道而行之。不过妈妈出了小园子就全然不是这样的了。 妈妈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她头脑清楚，记忆力很强，一是一，二是二，很难糊弄。这大概与她常年为人师表分不开。无论是教课还是做家务，她都一丝不苟，力求完美，所以免不了有些争强好胜。而在人情世故方面她却是简单的，对人好便是热心热肺地真好，没什么拐弯，一辈子都是这样。看人下菜碟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一套她从来也没有学会。
中国人传统的家庭结构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把家务打理得妥妥当当，对爸爸也照顾得尽心尽意。他们两人是大学同学，但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探讨和争论某个学术问题，妈妈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摆在一个主妇的位置上。在家里她勤快周到，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到了十三四岁却和她合不来，常常顶撞她，三天两头和她发生冲突。妈妈因为自己勤勉，做事毫不马虎，对我要求也非常严格，比如这件事要如何做，那件事要如何做，都有一定之规，被动、拖拉、磨蹭、杂乱和不细致都是她不能容忍的。她脾气又急，事情略微做得不好就要骂我，让我心绪烦躁同时也提心吊胆。
那一段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急躁的时候。随后几乎在一切方面我都走向了母亲的反面，我身上渐渐有了所有她所不喜欢的毛病。我对自己和他人都没有什么要求，不勤快也不喜欢过于勤快的人，不愿意在家务及琐事上过多地花费工夫，不节俭，缺乏计划性和条理性，除非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事情，一般都不去花心思好好盘算，更谈不上精益求精了。总之我喜欢散散漫漫悠悠闲闲地过日子，能忽略不管的事情我统统忽略不管。
我和妈妈在个性上几乎没有一点相同之处。而严肃冷漠的爸爸在妈妈面前则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哼着小曲，唱些现编的词儿，内容全是鲜活的家居生活，情绪轻松而快活。妈妈听了总要讥讽和嘲笑他几句，情绪同样轻松而快活。不久前的某一天我听妈妈在说：“相互不喜欢结什么婚？”大约是她看了哪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感言。我略一怔，细想她说这句话的确是有充分的依据的。我原先曾以为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父母这样子的，现在想来像他们这样的婚姻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那么多年我们家里笑声不断，回头想想，真是很好。
在我们家父母和儿女有着明显的分水岭，他们是家长，我们是孩子，这是一点也不能乱的。尽管可以说说笑笑，但分寸始终在那里，甚至可以说规矩很严，多年的父子绝对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成了兄弟的。父亲和母亲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惊人地一致，就好像执行着某种严格的法规或者技术标准一样。他们对我们从不溺爱，也不放任，要求我们上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不许我们张扬和出风头。他们反感好表现、事事冲在前头的人，讨厌爱吹牛说大话的人，如果我们那样，是要挨骂的。
他们也很少表扬孩子，无论考了第一名还是得了全优，他们都认为是应该的，要讨他们的好还真是件不太容易的事。相反他们对我们的缺点和毛病却从不姑息，对我们管得很严。因此从小我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自信的人，凡事只要做得我父母不说不好就十分庆幸了，心里只有这么一条最低标准，从来也不敢奢望得到他们的夸奖。我自己的体会，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如果不是得天独厚，基本不会有太多出人头地的心。
父母把他们自己和孩子区别了开来，同时也把孩子和孩子区别了开来。我和弟弟相差不足两岁，上学他只比我低一个年级，但我们两个在家里的地位和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在苏北，尤其是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是相当严重的。其实中国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越贫穷落后的地方越是突出。
我弟弟既是一脉单传的男孩，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况且一直跟着爹妈长大，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占尽。而且他还是一个长得漂亮出众的男孩，市中心照相馆的橱窗里摆着他扎着红领巾的大幅照片，家里的玻璃台板下也压着许多张他从一个圆脸蛋的婴儿长大起来的照片。弟弟学习很好，而且性格温顺，从来不跟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