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妈手术后的第一个晚上值班，放心多了。妈还在昏睡之中，一夜平安无事。就是双手老在胸前缓缓地，不停地绕着圈子，双脚也在被子里乱蹬乱踹。我们怕她乱抓手背上的输液针头，不断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按她乱动的手，最后只好把她的手用绷带固定在床栏上。可她还是蹬掉了脚背上的输液针头，也拧下了手背上的针头，蹭得被单上都是血。幸亏特护的技艺高超，没让妈受什么痛苦又把针头扎进了静脉血管。
仅仅为了这个，除去规定的酬劳我又多加给她一百块钱。
妈的血管本来就细，特别肘关节内侧，正是静脉注射的常规部位。年轻时做静脉注射就很不容易，上了年纪血管发脆以后做起来就更难了。常常会把静脉血管扎穿，注射的部位就会红肿瘀血。
刚进医院的时候，周护士给妈做静脉注射，在肘关节内侧找不到清楚的血管，只好改用手背上血管，但还是扎穿了。妈的手背不但肿起很高，还大面积地瘀血。当时我不在医院，事后隔壁陪床的大姐相当郑重地提醒我注意。
我明白那位大姐的好意，可是我没敢追询，这是经验使然。这种无关宏旨的事如果件件纠缠起来，到头来还是妈身受其害。何况周护士还有些内疚，以后再来发药、量体温、打针什么的，总是找些话来搭讪。
都以为妈受病的影响，糊里糊涂地分不清什么，护士们对妈说话，难免像对弱智儿童。有一次周护士也这样问妈：“你还认识我吗？”
妈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等周护士走了以后妈就爆了个冷门：“我还能不认识她！”
反过来说，要是我的手臂被人扎成这个样子，不管后果如何，妈非先就这件事情表个态不可。
妈比我有主意。一九八七年患黄胆性肝炎住院的时候，每天都要输液。护士总是拖到十点以后才给她输，每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还输不完，她就没法起来打饭。而我一般下午才到，她不得不经常麻烦病友，为此妈要求护士提前给她输液，以便赶在午饭前输完。
护士不理会她的要求，她就来了个绝食，这才引起护士长的注意，不但提前了输液的时间，态度也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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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手背上的大块瘀血，是不是早就预示她的凝血机制不够健全？我那时要是能预见这个信号带来的后果，就不会同意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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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特护，并不是医院里专有一批干这个事情的人，而是护士们的第二职业，全靠自己挤时间干。白天不能耽误正常工作，晚上还要值特护的班，几乎是三十六小时连轴转，人是很辛苦的。
我们这位特护虽然不断冲盹，但都能及时清醒过来，给妈量体温、量脉搏、查看各方面的体症。尽管查下来的情况都很正常，我还是一点不敢懈怠，眼睛连眨也不敢眨地注视着妈的动静。
按理有了特护，我就可以大撒手了。可我觉得让她服侍妈的大小解总是不妥，还是由我亲自动手为好。
按照妈的脾气，我本以为她会拒绝他人、包括我在这方面的服务，没想到她什么异议也没有。大概到了这种身不由己的地步，也只好听人摆布了。
这一夜算平安地过去了。特护交班以前，说是要给妈换上干净的被单，因为被单上粘了不少妈的血。我问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换，她说妈用不着起来。只见她一个人把妈翻过来又翻过去的就把被单换好了。真不愧“王牌护士”之称。那个早晨，是我记忆中一个非常明媚的早晨。九月二十五号换了一个特护，不可能老是“王牌”一个人盯着，她还有她的本职工作。下午，我发现连接道尿管的口袋里尿量很少，心里一惊，以为妈的肾功能出了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妈把道尿管蹬下来了，漏了一床的尿。我知道这个特护是外院来进修的护士，怕是做不了什么主的，只好先在床上铺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再垫上厚布垫，不过妈还是等于睡在尿坑里了。
这个晚上，妈的两双手还是像绕毛线似的在胸前绕来绕去，我们又用绷带把她的手固定在床栏杆上。迷蒙中妈也曾想把手从绷带里挣出来，但我们总是给她绑了又绑。
这一夜，也算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四。白天没有给我们安排特护，护士长说抽不出人。完全由我这个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顶班。白天还好说，大夫护士全在病房。到了晚上怎么办？护士站又只有一个值班护士。我一再请求护士长晚上给我们安排一个特护。
这天，妈的神智渐渐地恢复过来。我问她头疼不疼？她说不疼。又问她头晕不晕？她说不晕。又不断伸出手指考问她：“这是几个手指？”妈都能做出正确的回答。妈就不只是高兴，而是兴奋了。虽然她不说什么，我却看得出来。
比如手术后本应多睡，就是她自己不想睡，她那经过大手术的身体也会自然调节她的睡眠。
可她居然就睁着眼睛。她是舍不得睡呀，那等于是死而复生的体味她一分钟也不想放过，更何况她做的本是别一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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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王牌护士”又来护理妈了。
幸亏是她来了。
我立刻告诉她妈睡在尿坑里的事。她马上就找来干燥的褥子和干净的床单，甚至还有被套、枕套。为了大换卧具，我们把妈从床上抱起来，让她靠坐在太师椅上。这时我才看出这次手术对妈的影响之大。她力不能支地瘫靠在椅背上，颈子软软地歪着，全身都显出在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将一切丧失殆尽后的了无生气、颓唐和烦恼。
待卧具换完之后，妈才又睡在了一个舒适的床上。
由于前两夜都平安无事，我想第三夜更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何况还有“王牌”特护，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把折叠床撑在阳台上，想要休息一会儿。
我很快就被惊醒了。
妈不安地折腾起来。
持护又是给她量血压，又是给她量脉搏。我紧张地查看妈的全身，发现妈的刀口出血了，而且越出越多，把包扎在头上的绷带都湿透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特护，她赶紧把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找来，王大夫打开头上的绷带，我看见妈左半边刀口对接得很好，缝得很光滑，针脚很小也很匀称。不过两天半的时间，已经长牢了，果然如妈所说：“我的皮子可合了，很容易长上。”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右半边的刀口不但没有对接好，缝得也很马虎，以致刀口两边的头皮向外翻着。鲜血正是从这里的每一个针眼往外直冒。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吓得两腿发软，趴在床栏上哭了起来。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王集生大夫只好又在妈右半边的伤口上补缝了几针。
如果说妈最后是因为凝血机制的紊乱，引起某个要害部位出血从而造成猝死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凝血机制的紊乱呢，会不会是由于右边伤口没有缝好、再次出血的打击造成的？
也许不能这样说，但也不能不这样说。
上帝一定知道，可是它却不告诉我。
我的朋友人民医院的张主任说，这个晚上的刀口出血，无论如何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不祥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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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对王集生大夫在她头上的操作不但没有任何反应，反倒胡言乱语起来。
“你们要秉公办事！我就这一个后代……”是横下一条心血战到底的气势。听这话音，好像是我遭了什么难，妈正不惜牺牲地为我伸张正义。即使在她昏迷状态，为我牺牲自己也是在所不辞。世上唯有这份真情，才叫做溶化在血液中。
又说：“你还是我亲生的女儿呐，怎么就把我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大马路上，让那么多人站在两边看我……”
“你们这是骗婚……怎么扔给我一个红裤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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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完这几针，流血才止往了。但是王集生大夫很不放心，他担心血会回流脑膜，再从刀口进入颅内。嘱咐我明天一早一定去做一次CT检查，看看颅内有无血肿。
血虽然止住了，快天亮的时候妈的心率开始加快。快到多少，我不清楚，幸亏特护很有经验，又把内科的值班大夫请来了。值班大夫正好是内科主任。张主任听了妈的心脏，说没问题。护士们也说，张主任要是说没问题，那就真是没问题。我想既然护士这样说，说明张主任一定是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大夫，就没再把心率快的事放在心上。
比起妈对我的恩情，我对妈的关心太不够了。当时我为什么没再追问一句：既然没问题，为什么心率会快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当时最应该问清楚的问题吗？
如果当时我能追问一句，也许就会引起大夫更多的考虑，没准就能及早发现妈的问题，也许就不会酿成后来的大错。
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所分析的，那一夜就是不幸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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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七号，星期五。一早就推妈到CT室去做检查。没有帮手，还是得求助于隔壁那个陪床的小伙子，可我们两个人还是没有力气按照大夫的要求，把妈的头送到指定的检查仪器的凹槽中去。我伏身抱着妈的头，又要使劲把妈往仪器里挪，又怕过于使劲把握不住平衡，哪只手不小心碰了妈的伤口，或哪只脚落空一个跟头摔下去，两手一乍摔了妈。所以要特别注意保持平衡，并且由于这样努着劲而紧张得浑身发抖。
我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