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疾首的表情。最后，那只猫以20镑成交，执著的摊主拿出非把生意做成的架势，疯了似地一路狂追，到最后我们觉得他都不是在做生意了，而是在斗气。
纸莎草纸画在埃及很有名，许多店都有卖，我们在夜市上发现一家小店，店里的纸画品种繁多。店里的女孩包着包头，却赤裸着一双脚。女孩正坐在店里津津有味地看足球赛，电视屏幕极小，但他们微弓着腰，坐在条凳上看得兴高采烈。
我们在柜台旁边选画，他们一边看球赛，一边照看生意，为球队加油，顺带讨价还价，一样也不耽误。我在那家店里选中两幅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一个变形的、身体超长的女神，她正弓着身子准备吞下即将落山的太阳。画上由于着了金粉，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这真像一个梦啊。
逛完夜市回到船上，把买到的东西摊在床上，一样样细细观看，每一样都觉得爱不释手，刚把那串红珊瑚石项链戴上，就听到有人说，夜晚的舞会开始了。
伊斯坦布尔的早晨〖〗〖〗那种风情〖〗伊斯坦布尔的早晨
从北京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要经过漫长的旅程。旅行手册上写着，需“夜宿飞机上”，我没有飞夜航的经验，想当然地以为在飞机上睡觉一定很好玩。
深夜时分，首都机场里依旧灯火通明。我们在机场搭乘土航TK21航班，航班上的空姐都很漂亮，机舱里散发着浓郁的香水味儿，听说土耳其的香水不错，我们一上飞机立刻就闻到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市北京——她在午夜里灯火通明，那是一座玻璃和宝石构成的城市，每一次离开她，我都会感觉到隐隐的不舍。
圆窗外的天一直都没有亮，黑得像外星球的某个地方。推算一下北京的时间，此刻差不多天快亮了吧。可这边的天，没有一点亮的意思，身边的乘客，全都歪在座位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只有我前面的一个欧洲男人，打开头顶上的小灯，聚精会神地在读一本书。
看样子是一本英文小说。我喜欢在旅行中不知疲倦彻夜读小说的人。而我自己则什么都不读，写小说的人是很少在路上看书的，上路，对我来说，只需要带上眼睛就够了。
到达伊斯坦布尔，就像到达天的另一边，灯火在黑暗的天际线下突然出现，一盏，两盏，三盏……紧接着越变越多，以至于连成一片。天空仿佛倒挂，星星布满脚下的“天空”，我们在星星的上面，比天空还高，离地面极远。
凌晨6点，飞机到达伊斯坦布尔，那是一个城市即将亮起来的时候，站在黑与白的交界线上，伊斯坦布尔有种半明半暗的美。大轿车开得飞快，车窗外高速掠过的，是一个错落有致的“山城”，这里的房子大多依山而建，高高低低，古旧而又别有韵味。
我们到达“金色年华”酒店的时候，正好是当地人的早晨上班时间，道路窄得就像北京小区内部的便道，但他们车技都很不错，能把车开得嗖嗖的，令我这个刚刚学会开车的新手惊得直张嘴巴。
酒店里准备了浓香的咖啡，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温暖，可惜天气太“酷”，冷得比北京还要过分。我和徐坤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套在了身上，然后上街去逛。
有兜售小块地毯的人追着我们，他们用含糊的英语一路自动降价，价钱从50美元，一路掉到15美元，我们不想跟他搭话，毕竟女人对地毯之类的东西兴趣不大。
我们在寒冷而精致的街上闲逛，发现一家橱窗上挂有中国字的商店，字是倒过来挂的，大概店主并不认识中国字，上写道“风林火山”。我们在店里果然看到了中国货：从中国来的瓷器和纸灯笼。我们好高兴，用英文跟店主一通闲聊，还好心地告诉他，玻璃上的字挂倒了。
店主很希望我们每人买一只“欧亚大桥”的盘子，一想到旅行刚刚开始，我们不想背那么多东西跑路，就婉言谢绝了。因为没买人家的东西，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
“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们对店主说，“回来再买。”
店主谦和地笑着，“再见。”他用中文对我们说。
第53节 意大利电影
那部电影我看了两遍，我在镜头前试图讲述它们，但我发现我不行，电影自有它自身的语言，它与文学中的语言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文学中的语言完全无法抵达的地方。
我为做《佳片有约》（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花时间看了多部电影，有一些电影是为“工作”而看，有一些电影是为“喜欢”而看，意大利电影《儿子的房间》就属于为“喜欢”而看的电影，我一口气看了两遍，沉浸在影像的世界里，亦真亦幻，只觉得电影里的世界很近，周围的世界很远。
有“意大利的伍迪·艾伦”之称的意大利导演南尼·莫瑞蒂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位集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等头衔于一身的电影狂，他的电影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成为当代最有资格跻身“作者殿堂”的导演之一。他的新作《儿子的房间》在第54届戛纳电影节上荣获金棕榈奖。
《儿子的房间》是从男演员（也就是导演本人）沿着海边的小路长跑开始的。他蓄着大胡子，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一位心理医生，他看上去非常健壮，正处于男人最有魅力的年龄，成熟，沉稳，目光坚定。
他跑步的样子看起来像个运动员，他一直在运动，后面的背景上出现了一艘红色的船。
我喜欢这艘红色大船的出现，在灰蓝色的背景上它是那样突兀，仿佛是用画笔手绘上去的一般。红色的船使画面上有了一抹鲜亮的颜色，船头高高昂起，指向生活的纵深处。我觉得这个画面充满意味。
紧接着有一个载歌载舞的印度歌舞班子从男演员面前经过，他们一群人在银幕上就像一群突然散开的、五颜六色的糖果，他们开口唱歌，谁也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他们身上携带着莫名的欢乐，这种东西感染着周围的人和事物，整条街上都有一股硬插进来的寻欢作乐的情绪，当然，这情绪只是暂时的，与主题无关的。
“作者电影”有着强烈的主观视角，强调从作者眼中看到的一切，这和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小说”有些相似。“印度歌舞班子”一段戏，就很像一个人信步走到街上，偶然看到的景象。在里面，我们还隐约看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一些影子：拿起摄影机，走到街上去，拍下偶然间见到、听到的一切。
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在拍“跑步”那段戏的时候，突然有个又唱又跳的歌舞班子“闯入”，现场的工作人员原本试图“驱赶”他们，但作者灵机一动，不仅不赶他们，反请他们“插入”画面，使电影更贴近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真实”。
情绪的变化使电影有了张弛感。男演员刚在街上沾染上一身欢乐，回到家中就被一通电话泼了一盆冷水：儿子的校长用颇为严肃的语调叫他到学校来一趟，“现在？”他问。“对，就现在。”校长的语气是肯定的。原来，学校科学实验室的一块化石不见了。儿子被人告发，可能拿了那块化石。
电影看到这里，我以为《儿子的房间》会缠进一段令人厌烦的家庭纠纷里，什么“儿子叛逆”啦，“夫妻不和”啦，我对这类流水账式的现实主义一向是没好脸色的，写小说时总是避之惟恐不及。在我的小说（如《有毒的婚姻》）中，我们生活的城市已见不到“现实”的影子，我所书写的城市被评论家称之为“独特的魔幻城市”，因为对“现实主义”的厌恶，我必须在现实之上开拓出另外一层空间来，使我小说中的人物与空间自成体系，从而使“赵凝小说”就像这位意大利导演南尼·莫瑞蒂一样，作品带有鲜明的“个人标签”。
但在这部电影里，我错误地估计了故事的走向。故事并没有陷入庸常的家庭纠纷之中，而是展现了一幅温暖、和谐的家庭生活画卷：一家四口，儿子、女儿都很可爱，丈夫是心理医生，妻子是图书出版商，生活稳定舒适，没有代沟隔膜。如果要不是后来儿子出海潜水出事，电影给我们展现的家庭生活简直堪称“样板”，令人向往。
在电影《儿子的房间》里，“心理戏”占了很大的戏份。那些敲敲门就进来的病人，在身体进来的同时，也携带着千奇百怪的“念头”进入父亲的房间，那些难以遏制的怪想法，他每天都得面对。
“我还是想自杀。”
冷不丁地，一个病人嘴里就会冒出这样一句。
另一个病人则喜欢叙述一条船，“我上了一条船，船上到处都是尸体……”
我眼前立刻出现了那艘外表漆得极漂亮的红色大船——漂亮的外表里往往隐藏着什么阴暗的东西。电影中那些病人的叙述，犹如一段段日常生活的“横截面”，又如镜子，让观者窥见其内心。这在小说中很容易做到，而在电影中，要想展现大段的心理独白，往往费劲而又别扭。
儿子与父亲跑步的镜头，在电影中反复出现。
我喜欢那些富有层次的、反复出现的跑步镜头。特别是在电影中的那个儿子出事之后，父亲的自责心理使他不断地想到“假如那天我不去病人家里……”每次出现这种“假如”，电影里就会出现父亲和儿子一起跑步的镜头，那个17岁少年身上总是穿着一件鲜红的运动衫，就像那艘红色的船，在银幕上那样耀眼。
但是，这“耀眼”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红色运动衫回到了男孩的衣柜，它是那么安静地呆着，没有人来穿它。母亲打开衣柜，拉出红色运动衫的一角，轻轻摸着，然后，无声地恸哭。
“在您这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在您这儿，我终于可以哭了……”
这是父亲的一个病人在影片的前半段对父亲说的话，而在孩子出事之后，父亲在听一个病人说话的时候，病人提到“孩子”两个字，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