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窝里象有一根针猛刺着，眼前一阵阵发黑。现在已经记不起当时我是怎么从小展室里走出来的。我走到校园里，还耳听到有人小声而愤愤不平地骂潘大年。但那是谁在骂，骂的什么话，都记不得了。好似当时也没有听清楚。
我走出大门，独自一人在学院的大堤上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天色渐渐暗下来，风也大了；我任凭刺骨的朔风刀割一般吹到脸上，不去管它，脑袋里乱烘烘地旋着一个痛苦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呵！难道二三十年结成的友谊还靠不住吗？难道有的人非要你以粉身碎骨为代价才能识出他的真面孔？而且，我痛恨自己，为什么自己对潘大年早有看法而不对老沈说明白？为什么老沈送给潘大年这幅画时，自己已经有不稳妥的感觉而在当时未加以阻拦？这里边难道不也有我自己的过失吗？我也害了老沈呀！
直到天黑我才下了河堤往回走。途经一个包子铺时，我走进去，没买包子，只要了二两白干酒和一碟小菜。我是从来不进酒店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一醉方休的欲望。喝过两小盅之后，同桌的两个工人的谈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两个都是中年壮汉，都穿着粗拉拉的沾着油污的劳动服。不甚干净的结实大手把小小的酒盅不住地送到唇边。他俩已经喝了不少酒，脸红得象两块红布。而且正在骂一个丧失道德、出卖良心的人，骂得那么痛快解气，每句话都象是替我骂出来似的，比喝酒还痛快。我借着酒劲儿对他俩说：
“师傅，我要碰到你们所说的那种人怎么办？”
其中一个阔脸、浓眉、胡茬挺密的汉子，用他被酒烧得红红的大眼睛看了我片刻。忽然喷着一股浓浓的酒气，象发火那样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这种人是披着人皮的畜牲，他们见不得人。你应该找他去，抓着他的脖领子，奶奶娘地狠骂他一顿，揍他一顿！”
我被他这带劲话刺激得脸颊火辣辣地发烧，心中的情感象加了火，哗哗地滚沸起来。不知哪来的一股劲，我“啪！”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把剩下的半壶酒全倒进肚子，大步走出饭铺，径直去找活大年！
到了潘大年家里，我使劲擂门，声音大得震耳。
有人出来开门，白晃晃的一张脸正是潘大年。潘大年盯着我的脸看了看，表情变得愕然：
“呀，老何，你怎么啦？什么事？你醉了吗？你怎么会喝醉了呢？快请进来！”
我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把他从门里拉了出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的力气怎么那样大。那一下，竟象拉过一个空空的纸盒子似的。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潘大年，你做得好事！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害老沈？你，你，你究竟为了什么？！”
潘大年踉踉跄跄地在我面前站定了身子。他从未见我这样气愤过。他害怕、尴尬、惊慌，我也从未感觉过他胖胖的白脸如此可憎，那双小眼完全是一双叛徒的眼睛。然后他装出一副惭愧、后悔莫及与可怜巴巴的神气，哀求地说：“老何，老何，你别急，你听我说。我，我没办法呀，压力太大呀！”
我听了，胸中怒气更是一发而不可遏止。这下子，满身的酒劲全冲上脑袋，我大叫；“你，你不是人！”但来时早想好了的骂他的话，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我的嘴巴直抖，提紧的拳头直抖，浑身猛烈地抖动着。
“老何，请你为我想一想，我……我有一家子人呢！”
我朝他的脸“呸！”地吐一口唾沫。猛转身，气冲冲地走了。潘大年在后边紧紧追着我，不住地哀恳着：
“老何，老何，你等等，你等……。”
我回头朝他吼一声：
“你滚开！你要是还想出卖，就连我一同出卖了吧！”
我走着。一个人，直冲冲又跌跌撞撞的。酒意与怒气在我的血管里奔腾冲撞着，浑身仍颤抖不止。眼里流着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任凭它流，也不去抹。走着走着，我又恨起自己来。恨自己没有刚才遇到那两个工人的一股豪气。为什么不抡起胳膊，狠狠揍他一顿！
四
又是一个严寒酷烈的严冬，又是大雪纷飞的一天。我来到老沈家。事情已经相隔一年。一年来，我几乎没和老沈见过面。
自从那晚我骂潘大年后回家，当晚心脏病就犯了。心疼如绞，犯得从未这样重，若不是老伴及时给我服了硝酸甘油，恐怕没有今日了。那一阵子我病得厉害，经不起刺激，甚至连人家大声说话都受不住。我一个在福建老家武夷山山沟里务农的儿子赶来，把我接回去养了整整一年。这期间学校曾派过两人追到福建，向我了解老沈作那幅《斗寒图》时的情况。我说：“梅花刚强不阿，不惧严寒，人所共知，题做‘斗寒’并不足为奇。老沈是借它沤歌革命者的气节吧S”除此，我什么也没说。
幸好这两人比较正直。他们言语间反露出对老沈的同情，并未对我再加细问，就返校了。但没对我透露有关老沈的任何情况。
这使我难以放心得下。在这武夷山蓝色的山窝窝里，时时思念那遥远的难中友人。每日，看着晨岚从谷底升起，听着暮鸦带着一片喧噪声归返山林；或者当那疾疾的春雨浇着屋顶，或者当那经霜雨变红的秋叶飘人窗来，我都会无端地联想起老沈来。尤其是一场大雪过后，万籁俱寂，满山遍野一片银白；横斜在山拗里的几株野梅分外娇艳。那鲜红的花儿在清澄凛冽的空气里盛开着，散出幽馨。见此情景，我就更会怀念老沈。心怀忧虑，揣测种种。便独对花柱，默默祈望他安然无事。每每此时，这做霜斗雪的梅花便是我唯一的慰安。它仿佛捎来信息，告安于我：老沈依然如昨日那样刚强坚毅乐观。为什么梅花会有此神奇的除力呢？只有请那幅《斗寒图》来做解释吧
由于老沈这件事，再加上当时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人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的压抑。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不知道要发生怎样的骤变。家里人都劝我，文艺这行风险太大，不能再干了。我儿子便陪我回校一趟，以病为理由，办理退休手续，就此退出画坛，搬回老家，在这天远地偏、空气纯净的山沟里隐居起来，“弄风吟月归去休”算了。我回到学校，感到气氛比一年前更紧张和沉闷。学校里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得火热。几位领导人人自危，反没人肯决定我的事。看来一时退休还办不成。我便打算再返回福建去，并且打算连老婆也一同带回去，免得惹事生非。
我向系里同事悄悄打听了老沈的情况。
原来他自“黑画展”开办那天，就被隔离审查。开了无数次批判会，叫他认罪。他不肯。为此，一度学校里传说，赵雄对院领导主要是对杨主任很不满。认为他缩手缩脚，运动不力，似有包庇沈卓石之嫌。以大家分析，杨主任确实不是心黑手狠的人，对学校的老教师他也有一定的感情，故此对老沈总不肯做得太绝。但他夙来胆小怕事，也决不敢出面为沈卓石鸣冤，哪怕暗中出力也不敢做。后来赵雄竟亲自来到学校参加一次批判大会。会后大字报上沈卓石的名字就全打开了黑叉。过了半个月，老沈就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撤去一切职务，调到后勤组监督劳动。他每天做运煤、倒垃圾、清扫校园和打扫厕所等事。范现因犯了“包庇沈卓石” 的错误，调到食堂卖饭票。潘大年仍留在国画系里做教师。但他不单在教师中，就是在学生中间也已名誉扫地，没人答理他。上课时，学生们还故意顶撞他，冷言冷语嘲弄他。他终日郁郁寡欢，走路总低着头，好象怕见人。可见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我听到这些情况，尤其是老沈的境况，心里难过极了。在这次返闽之前，说什么也要看看他去。他遭此重难，必然十分需要朋友的温暖与安慰呀！
我敲了敲老沈家的门。一边拍打着帽顶和肩头的雪花。
来开门的是沈大嫂。她一见到我，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总归一年未见，应该感到兴奋。但她显得疲惫、冷淡、无精打采，甚至连一点欢迎的意思都没有。
“老沈在家吗？”我问。
“他……”沈大嫂竟表现得迟疑不决。我猜到老沈在家，她却不想让我见他。
正在这时屋里发出老沈的声音：
“请！是老何吧？”
“是，是我呀！老沈！”我叫着。
老沈跑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带着旧友重逢的冲动劲嚷着：“快请进，老何，老何，请进啊！”我俩紧紧握住手。
沈大嫂却在一旁发急地说：‘
“你小声点儿行不行？不怕人家听见吗？”
我明白老沈的处境，朝他摆摆手，示意到屋内再说话。我们进了屋，老沈忙着沏一壶热茶，我俩面对面坐下，互相打量一下。我心里立刻涌起一阵凄然的情感 他瘦了，那件紧身的对襟黑绸面小袄竟显得宽松了。而且他好象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瘦削的脸颊塌陷下去，颧骨更突出，气色发黄，黑黑的眼圈，眼球发红，额顶上又脱落下不少头发；剩下的头发比先前还要烧乱，白发也添多了。一年之间，变化竟如此大，显然他受了不少苦楚与磨难。我再扭头一看，沈大嫂也好象老了许多，屋里灯光又黯，炉火不旺，寒气袭人。四壁光秃秃，一张画也没有。只剩下许多大大小小的钉子眼儿；靠墙那张画案铺一张报纸，上边码着三四十棵大白菜。我一时感触万千，禁不住忽地涌出热泪来。
“怎么，你怎么啦？你身上也有这种没用的液体吗？”
老沈说罢，眼里重新闪出那种星际、达观和顽强的光芒。一见这目光，我登时止住泪水，我多么喜欢这种目光，就象黑夜里大风吹不灭的一对灯儿。见了他这目光，似乎知道了他深藏心中的真正的一切。我呢？反而自觉羞惭，抬起手背抹着眼睛；他呢？开始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以及老家的生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