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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呢？你为什么不谈谈你自己？你当我不知道你目前……
”我忍不住问。
“扫厕所吗？”他急切地截断我的问话，却微笑着反问我，“你以为他们这样做就把我治死了？那是蠢人的妄想，可笑哪！”他笑着。但笑得一点也不勉强。
“可是……”我瞧瞧周围黯然而无生气的景象，茫然地说。却只说了这两个字儿就说不下去了。
老沈马上意会到我的想法。他神秘而洋洋自得地一笑：“噢，你以为……”他冲动起来，仿佛要泄露什么天机似的。
沈大嫂忽在一旁插嘴说：
“行了，行了。你怀里暖水袋凉了吧！还不换换热水？你不怕胃口疼？才好了几天，又什么都不在乎了？”
老沈起身从怀里掏出那只墨绿色的橡皮水袋，换上热水。我心下明白，沈大嫂是借故阻止他乱说。
“你的老毛病还不见好？”我有意换换话题。
沈大嫂接过话说：
“胃疼、血压高、嘴上没问，三样老毛病，哪样也没好，早晚要他的命！”
老沈有些不耐烦地打个手势阻止她，并说：
“得了。你少说两句吧！还不打点酒去？老何远道来看咱们，马上又要走了，你也不知道招待招待人家！”
他俩此刻的心情和想法我都知道。忙推说我有心脏病，医生不准喝酒，叫他们别客气。沈大嫂本来也不想去，好象只有死守在这儿她才放心似的。老沈却非叫她去打酒不可。看样子，他是想支开沈大嫂，和我说几句知心话。沈大嫂拗不过他，便赌气拿了酒壶往外走。临出门，还气哼哼地扔下一句话：“你要是这么活着还嫌不痛快，就乱说吧！瞧，一张画，一个潘大年，把你折腾得还不够受吗？”跟着 “呼”地一声带上门走了。
当时我的确有些尴尬。老沈带着歉意对我说：“你大嫂心里不痛快，你可别介意。我的事真苦了她。多亏我们没孩子，要不孩子也得跟着受罪……”他的声音变得含混不清了。低着头，两只手摆弄着桌上的烟碟。一脑袋花白的乱发对着我。由此，我看到了他心中阴沉的一面。
“是潘大年害苦了你！”我情不自禁地说。
“不！”他摇摇头说：“是他，又并非是他。”
“怎么？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因为他出卖了你吗？”
“他出卖了我，实际上也出卖了他自己。”
“可是他什么事也没有，你可吃尽苦头了！”
老沈苦笑一下。他笑得那么苦，又那么辛辣。
“你以为他过得还挺好吗？不，出卖灵魂的人的日子是阴暗的。一年来，我常常碰到他，他却不敢看我一眼。我呢？有时我故意眼睛一动不动盯着他。吓得他低着头溜掉了。我反比他光明磊落、比他主动、比他神气！你说怪不怪？！可我是他们‘专政的对象’呀！哎，你说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吗？不，当然不是。这说明我身上还有可以自信的东西，因为邪恶与龌龊的东西实际上是怕我的。至于你说的我‘苦’吗？也可以说吃尽苦头了。但谁也不会知道，我仍然是幸福的……”
“幸福；”我反问，并迷惑不解了。莫非他真的用“精神胜利法”在麻痹和欺骗自己？他哪里来的幸福。当我拾起困惑的眼睛，却见他那双大眼睛灼灼闪光那确实是幸福的人眼里才有的亮光。我刚要说出自己的疑问，他就猛地站起身来，一把拉住我，感情冲动地说：
“你来，跟我到里屋去！”
他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掀开挂在里外屋之间小门上的门帘，把我拉进屋，扭开了电灯。这是间不足七平米的小屋。我站在床铺与一面墙壁中间的窄道儿上，四下一看，床上堆着几床被褥，床头柜上放了一只旧马蹄表。墙上这着一条灰色的粗毛毯，上边用铁环穿挂在一根横在一边的粗铁丝上。大概由于墙壁残破，用它来挡挡凉气。此外什么也没有。
“干什么？”我不明白老沈引我进来做什么。
老沈神秘地笑了笑。弯腰把床头柜打开。呀！里边竟被笔筒、水盂、砚台、色碟塞得满满的。水盂里盛满水，色碟里都是新鲜漂亮的色膏，砚台上汪着黑亮亮的墨汁。我奇怪，老沈住何处挥洒？
我对他的目光是一个问号。
他没说话，叫我靠床边站站。他一手捏住挂在墙上的大灰壁毯往旁边“哗”地一拉。我觉得自己的眼睛立刻象放了光似地亮了起来。一片无垠、坦荡、溢满春色的大地展现在我眼前。黯淡的斗室不存在了，四壁向外迅速推去，一直消失不见。照耀着山野的和煦的春光，仿佛也沐浴在我身上。我痴迷地沉浸在这壮阔而迷人的境界里似乎在这一感觉之后，我才意识到面前是无比巨大、生气蓬勃地画出来的天地。老沈见我被他的画所感染而激动的神情，他就更加激动了。他忽然脱了鞋，登上床，脚踩着床沿，把这巨幅的画掀起来，跟着又出现另一番景致，另一种然而同样迷人的境界。他一幅幅掀给我看，每幅都有七八尺见方。我无法确切地描述看画时的感受。我只觉得，仿佛嗅到了树林里森郁的气息、万顷麦田上飘浮的清香、花丛中散发出的诱人的芬芳，我还仿佛听到百鸟的鸣邮、飞湍瀑流的如雷一般的呼吼、大海豪壮的喧啸和横贯原野的高压线上电流驰过时嗡嗡的低响。还有风，雨，电光，以及炼钢炉前灼人的温度……大自然的美、艺术的力和生活中的蜜汇成一股强劲的热浪向我扑来。我被他的思想、情感和形象征服了，被他的艺术征服了。我几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
老沈一边“哗啦、哗啦”掀动着这一幅幅挺重的大画，一边象孩子做了什么得意的事那样美滋滋地说着：
“你瞧，这地方，我用了工艺美术中镶嵌的方法，把原色嵌了上去……哎，你瞧那儿，我把焦墨搞得多稠，叫它产生一种反光的效果。你看可以吗？龚半千也用过这法于呀！你别一言不发，你倒是提提看法呀！”
我抬头看他。他站在床上，从屋顶中央垂下的灯泡就在他脸旁。此刻他的脸颊涨得通红，眼睛里好似闪着一对烁烁闪光的小火苗儿他简直忘了自己被监改的处境。从这些画里，我看得出他正在研究一种新风格和新技巧；他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崭新的艺术语言的追求，朝着自己早已确定的目标探索着尽管在如此境况中也没有停止。依我的艺术见解，这些画绝对是新颖的、继往开来的、成功的……
“这么大的画，你是怎么画的呢？”我问。并且觉得自己的声调因感动而微微发颤。
他撂下画，告诉我：“我就在墙上画，否则画不开。上边够不到的地方，我就这样画”他踩着床沿，赔起脚，伸着胳膊动了动手腕，模拟出作画时的动作。然后他跳下床，一边穿好鞋子一边说；“这几幅画是我近一个月画的。这一年，我总共画了四、五十幅。你看……他撩开垂在床帮下的床单叫我看，我低头往里一瞧：里面放着成卷的画，一共四大卷，每卷都有电线杆一般粗。为了防潮，外边都用塑料布裹着，捆上布条成麻绳。
我看着，忽然有一种挺奇怪的感觉。觉得他很象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这儿就象是一个地下印刷所。周围危险四伏，随时都有一旦遭到破获就要遭难的可能。但他却大胆、勤苦、热情地工作着。他白天劳动，这些画肯定都是夜深人静时画的。我再看他的眼睛熬得红红的；正是他不愿意让那些美好的想象只出现在睡梦中，才创造了眼前这画上的一切。那根横在墙壁上端的粗铁丝，被壁毯上的铁环磨得锦亮；只有成百上千次把毯子拉来拉去，才会磨成这样呵！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现实！一个画家画画，竟象偷偷摸摸、做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竟象犯罪一样！不，老沈肯定不会这样认为。他如此不辞劳苦，不顾安危，难道仅仅是个艺术狂吗？决不是。如果他不是对正义和光明、对真善美重返人间怀着强烈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念，他画了那么多画藏在床铺下又有何用？忠于信仰的人有时会象傻子那样单纯与认真。他不需要赞美、喝采、奖赏，也不为威吓所慑服。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认定该做的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呢！
我想把这些想法对他说，听听他的高见。他却指指我身后，叫我看另一样东西。我回头一看，只见一幅方形的、非常眼熟的画挂在那里。原来是《斗寒图》！这是我刚才欣赏墙上那些大画时，他悄悄挂在我身后的。没等我开口，他就说：
“我又画了一幅！”
这一幅画得更好！风雪更加狂暴，梅树更加苍劲，花儿更加地满艳丽。他用这幅画再一次无声地回答我。这一次，似乎告诉给我更多的东西。我充满赞佩的激情望着他，他却躲开我的目光，带着一种谦卑与自责，诚恳地说：
“老何，你可不要把我想象成那种刚强而有骨气的人。我被潘大年出卖后，家被重新抄了一次，又被从系里赶出来。那一度，我曾经很消沉……可是后来，我变了。我变得更加振作，浑身都充满力量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幡然醒悟。是人民给了我温暖和力量，教育和鼓励了我。你不明白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明白。因为他孤单一人，没人理他，“人民”这个概念在这里太抽象了。
他没说话。引我从一扇门走出屋子。拐进一个窄小的夹道。大雪还在纷纷扬扬，飘飘而下，地上早积了厚厚的、软绵绵的一层，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发响。
我来到他家的小后院，只有一丈见方。我俩立在院子中间，四下一片白。我刚要问他为何把我带到这空冷的小院里，忽然却见周围昏黯的空间里透出一片暗红色小点点，远远近近，愈看愈明晰、愈鲜艳、愈明亮，原来竟是一片梅花！再一瞧，是许许多多小梅树呢！有的栽在盆里，有的栽在木箱内，还有两株有一人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