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犬也有乡愁 作者: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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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犬也有乡愁 作者:刘原-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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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裸,以更有趣抵御有趣,这是克敌之道。

  我对摇滚以及张晓舟所持的态度充分说明本人虚怀若谷,众所周知,这世界有很多人但凡遇上自己看不懂的事物便斥之为傻B,以此掩饰无知和浅陋。我早年曾是横行校园的现代派诗人,常弄些肉麻而隐晦的意识流蛊惑小女生,后来被一群君子围剿,我悲愤地说:你们懂相对论吗?干吗不骂爱因斯坦是傻B?

  咱们的老祖宗说什么来着,吾生而有涯,而学也无涯。如果单就个人感觉而言,毕加索和凡高的作品与我二十年前走的套路颇为神似。我上小学时,也爱在厕所门板上画裸体小人,寥寥数笔囊括了人体主要器官,很是传神,因此后来看毕加索的画感觉很亲切。不过既然有鉴赏家说他们好,我虽然心里纳闷,却也不便在公开场合诽谤两位前辈。这桩例子还揭示了另一个深刻的哲理:只要你坚持不懈地乱涂歪歪斜斜的春宫画,就有可能成为大师。

  春节期间,我跑到网吧里为一家期刊写烂稿挣外快,一边飞快地打字一边快活地计算着稿费,偶尔查资料时发现又有人在网上骂中国队了。中国队踢贺岁杯是很烂,不过大过年的嘴痒骂人不太合适,而且骂这种怪胎队伍风险很大,它没准哪天又突然雄起掴你一耳光。我是有过惨痛教训的,去年先是往死里骂,后来十强赛噎得翻白眼,只好改写沈阳的夜生活。

  我们遇见看不懂的东西,最好打哈哈装傻。因为事物往往有很多个棱面,我们又没有苍蝇那样的复眼,戴上眼镜也就四眼,所以只能观测事物的个别性征,也许是脸蛋,也许是屁股。

  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从不喝酒也不吃猪肉,你会猜是和尚;可是这人又酷爱泡吧和谈恋爱,你会猜是花和尚;但他留长发且不住庙里……猜不出了吧?这厮名唤张晓舟。经验论常有失灵的时候,有些人就像一颗私奔的彗星,脱离了原本运行的轨道,比如张晓舟或中国队。

  属虎的我和不吃猪肉的张晓舟显然毫无共同语言,见面总是讪讪。我是沉默的实干家。每逢他在餐桌上大谈摇滚,我总是暗自窃笑,同时把筷子伸得长长的,将他唯一挚爱的剁椒鱼头吃个精光。


轻逸是一枝昙花

  春节前的一个傍晚,我在远离广州的边城。夕阳余晖像猪油般滋润着街道上悠闲的路人,我在报摊上买了三份报纸,一份《南方体育》,另有当地的早报和晚报各一份——上述报纸曾相继提供了我几年来的饭钱。我把三个新老东家卷成一筒夹在腋下,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在暮色里。

  走累了,就蹲在街边看报纸,姿势极难看,反正龚晓跃看不见———他历来强调优雅。  
如果他用天文望远镜窥见一个《南方体育》的人这样当街玷污《南方体育》,肯定要通知杨二扣我的钱。

  必须承认,在自己旷工开溜时看那期报纸感觉极爽,有一种叼着牙签看别人洗碗的窃喜。头版是过年小启,封底棋哥不找响姨麻烦了,改骂男记,枪枪在研究一夫多妻,年纪不大心眼不少。值得抨击的是,枪枪这厮此前居然打越省电话给我派活,该改名为方扒皮,我在酒吧里边接电话边摇头,别人都以为我吃了摇头丸。

  就这样把工作遗弃,省下了所有力气。我陶醉地想。远离了广州大道中289号以及杨箕村,看《南方体育》确实是一种享受。有一家烟厂想骗别人抽烟,在广告里吹嘘:那一刻,我已经飞了起来……对,就这感觉。

  报社的头儿总在鼓吹轻逸,据说是一个叫卡尔维诺的洋人的理论,那老头我没见过,不认识,也不知是纽约曼哈顿的老花花公子还是巴黎郊外的寓公。懂五门乡下方言的我和懂五门外语的王勤伯经探讨后一致认为,一群活得既不优雅也不轻逸的记者编辑很难做出优雅轻逸的报纸。所以我们联袂向龚晓跃建议:将来把办公室改造成酒吧模式,上班与泡吧合二为一,音乐流淌,文思潺潺,清样之后,由曾获广东霹雳舞大赛第五名的杨二率众人跳健身街舞……

  后来我们发现自己有些恬不知耻。按照如此逻辑,作家写腐败题材必先住入红楼寻觅灵感,接下来写杀人犯、写三级片剧本,岂非要干尽天下坏事。工作往往与生活状态无关。当然确实有些女人把自己的坐台经历写成书骗钱,白纸黑字的,扫黄办的人也不管管。

  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未必能享用。魏寒枫总爱半闭着眼吟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我先前还以为是他咏叹在江西乡下养蚕经历的原创作品,后来才知道是剽窃古人的。所以说,优雅和轻逸永远只属于掏钱买报的人。

  后来我从边城窜逃回老家,整天打麻将,活得像地主老财。过年真好,得感谢创造春节的古代懒人。可惜春宵苦短,鸡腿还没啃完,十二道金牌令又追杀过来了,说:若不准时报到,哼哼……轻逸是一枝昙花,仅仅在除夕前后绽放。

  经过春节期间的暴饮暴食,我如今更加难以轻逸了。当大巴驮着自己笨重的身躯飞奔时,我忧愁地想:娘希匹,那些吃减肥药的女人真蠢,上班就是最好的减肥良方。


面对死亡

  这些天灾难绵连,哀乐不断。我们的专栏版编辑小黑本来在窗台上架了一天文望远镜,没事就瞄人家的卧室,最近他把炮口上仰改看星象了。昨晚他梦见彗星撞地球,醒来作草木含悲状,命令我和米兰死磕,主题是生存和死亡,弄得我大白天老觉得脖子后边刮阴风。

  其实男人和女人根本无法辩论。你说金戈铁马座山雕,她便祭出晓风残月红酥手,完全是不同流派。男人之所以比女人强壮,就是因为吵架吵不过,羞怒之下只好拔出老拳,长此  
以往,那肱二头肌就进化出来了。

  比如尼日利亚空难后,他们的球队便取消了昆明之行。米兰说:那是一百多条人命啊,人家举国哀痛,不来是情理之中。我的所有反驳都被她斥之为“没有人性”,仿佛我是专卖人肉叉烧包的,这令我自卑,并且闭嘴。

  其实米兰扣错了帽子。对死亡的恐惧不仅藏存在人性,而且藏存在兽性,兔死狐悲一说便是注脚。但人身为高级动物,深陷于悲伤是无益的。我们必须让自己的目光穿透灾难。尼日利亚的飞机摔下来,我们在发唁电的同时也要考虑合同毁约后巨大的损失;国航和北航的飞机摔下来,寻找黑匣子是最重要的。前者是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后者是对苟活者生命安全的尊重。

  人性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命题,不能简单地计算或叠加。许多新闻报道里写了人,也写了性,但就是没有人性,这就像我住的杨箕村里由于楼房密集,所以无风,无月,但却有风月。

  谈到人性,我忍不住要笔殴杨铭。杨铭说韩国人爱吃狗,暴露了残忍的国民性。我不得不揭发:杨铭这厮来自广西柳州,那是一座狗肉飘香的城市,不知有多少条狗惨死在他的利齿下。所以,把吃狗跟人性联系起来,似乎有点扯淡。

  还说空难。其实,很多人实际上是死于飞机制造商之手。几十年前就有人发明了航空救生装置,是在飞机上安装一个巨型降落伞,在遭遇意外时可以软着陆,但制造商不肯装,理由是成本太高。每当发生空难时我都会怀念那个卖伞的家伙。但若冷静地看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拿那些飞机制造商没办法,制造任何产品都要核算边际成本,再说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他们非要装降落伞不可。理性有时候是很残忍的,像人类一样残忍。

  据前方记者说,大连海域的遇难者都已在爆炸中被烧焦,要用DNA技术来甄别尸体,这一悲剧的起因有可能是乘客在厕所吸烟,教训极其惨痛。去年我从沈阳飞北京,有个肥猪般的中年男人直到飞机启动还在打手机,我愤怒地扑过去想揍他,后来空姐拦住我并勒令他关机。人性必须让步于理性,哪怕是他在跟临死的高堂老母通电话也不行。

  如果没记错的话,5月7日这天是航空史上首次一天坠毁两架客机。当然,一天内掉下上百架飞机的事也不是没有,那是二战的时候。在和平时期,我们总是那么脆弱,所以,安琦哭了,为他的启蒙教练。但斯人已逝,悲伤过后还得继续自己的生活。

  我和米兰同时在写这篇命题作文。米兰作圣母状,满脸悲戚,飞快地抒情;我叼着烟,有气无力地敲着键盘。她是容易沉浸在郁闷中的小女孩,而我年纪大了,目睹过很多熟识的人的遗体,听过多次葬礼上的哀乐和哀号。改天推荐米兰看一本书,张贤亮写的,叫《习惯死亡》。


腰斩帝国

  一年前,我是在深夜的火车上得知“9·11〃事件的。那时我去沈阳看中国队打乌兹别克,在卧铺里蜷成一团,上铺和对面铺位全是女人,脂粉味熏得我逐渐昏迷过去,并且梦见了拜堂娶媳妇。这时手机来了掺水的短信,第一则是“五角大楼被炸”,第二则是“白宫被炸”,我一激动就腾地坐了起来,那些女人惊恐地看着我。好在这男人没有做案,只是在黑暗中森然坐着,几分钟后又扑通倒了下去。

 
  作为一名曾经的国际新闻编辑,我知道这条新闻的意义,不过如果我是白痴的话也同样知道。

  世贸双塔倒掉已有一年,这事也逐渐不再作为我们的谈资。那巍峨入云的建筑说塌就塌,跟大卫·科波菲尔玩的魔术一样。有刻薄的人说:我们的金茂大厦荣升世界第二,耶!后来大概自己也觉得无聊,终于收声。毕竟这是一桩人间惨剧,何况那两幢楼里还有中国人,以及中国的资产。

  去年9月15日中国与乌兹别克比赛,原本有传言说双方要戴黑纱默哀,最终是子虚乌有,死亡离我们还远,世界上天天死人,要默哀的话只怕黑纱三百六十五天都脱不下来。中国人对死亡总有一种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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