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姓家族覆亡。 · 波斯皇帝阿塔瑟克西斯二世，击败叛弟赛拉斯，造
· 三家分晋。 成“万人大退却”。
· 盗杀楚十六任王芈当。
公元前四○三年 戊寅（1）
公元前五世纪·前四○三年 春秋末期·三家分晋之前国际形势
公元前五世纪·前四○三年 三家分晋
（此处为表）
１ 晋国（首府新田【山西省侯马市】）长期以来，在魏、赵、韩三大家族控制之下，国君不过空拥虚名，只在形式上，看起来晋国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封国。本年（前四○三年），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东】）国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三大家族族长，亦即晋国三位国务官（大夫）：魏斯当魏国（首府安邑【山西省夏县】）国
君、赵籍当赵国（首府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国君、韩虔当韩国（首府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国君。晋国被三国瓜分后，只剩下一小片国土。
司马光曰：
天子最重要的责任，莫过于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严守等级（分）；等级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匡正名分（名）。什么是“礼教”？礼教就是纲纪。什么是“等级”？等级就是君臣官民，上下有别。什么是“名分”？名分就是官阶大小，身价高低。四海之广，亿万之众，被高高在上的某一个人管辖，人民纵然有盖世武功和高度智慧，都心甘情愿的听从他的指挥，为他奔走服役，原因何在？在于有严格的“礼教”作为“纲纪”。所以天子统御三公，三公统御封国国君（诸侯），封国国君统御国务官（大夫），国务官统御人民。节节相扣，层层控制，权贵支配贫贱，贫贱接受权贵的支配。高官贵爵之驱使小官小民，犹如身体之驱使四肢，树根之支配枝叶。小官小民之侍奉高官贵爵，犹如四肢之保卫身体，枝叶之保护树根。这样，互相配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我特别指出：天子的重要责任，莫过于维护礼教。
从前，周文王姬昌研究排列《易经》，认为乾（阳）坤（阴）属于第一顺序。孔丘解释说：“天至高至尊，地至低至贱，阴阳定位。高者自高，低者自低，贵贱定位。”是在强调：君王和人民，他们之间的关系位置，跟天和地之间的关系位置一样，绝不可改变。所以，《春秋》在记载史实时，故意贬抑封国国君，尊敬皇家。凡是皇亲国戚，即令再不成才，也要把他摆在封国国君上面，足以说明圣人（孔丘）对于君王和臣民之间的分际，一直寄以特别的关切。除非是遇到姒履癸（夏桀）、子受辛（商纣）之类的暴君；或除非是遇到子天乙（汤）、姬发（武）之类的仁君，人民归心，上天保佑，才可以改变。否则，君王和人民之间的名分，当永远保持，并且不惜为保持这种名分，牺牲自己生命。想当初，假如子启（子受辛的哥哥）代替子受辛（纣）当君王，商王朝不会灭亡，祖先子天乙（成汤）的荣耀，可永配皇天。假如吴季札当吴王国的君王，祖先吴太伯的祭祀，也不会中断。然而子启、吴季札二位先生，却宁愿国家灭亡，也不愿当君王，原因是，他们认为不可破坏礼教大节。所以，礼教中最重要的是等级永远不变。
礼教的精义，在于分辨贵贱，分别亲疏，和用以判断是非，处理事物。没有官位（名），就不能发挥，没有权力（器），就不能成功。官位不雷同，权力有大小，上下分明，秩序自然建立，这正是礼教的主要内涵。如果丧失官位（名）和权力（器），礼教怎能单独存在？从前，卫国仲叔于奚，对国家建立大功（齐国攻击卫国，在新筑【河北省大名县南】会战，卫军大败，新筑平民仲叔于奚聚集兵民，击退齐军，救出卫国当权国务官孙良夫），卫国赏赐给他一个村落（邑），仲叔于奚不愿接受此项采邑，却愿国君准许他使用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一种佩戴在马脖上的红缨。孔丘认为，宁可加封他更多的村落，也不可准许他使用红缨。无他，只有官位（名）和权力（器），不可以随便给人。这是君王的责任，如果不坚持原则，国家就会跟着灭亡。那时候，卫国国君正盼望孔丘出任政府官职，孔丘提出“正名主义”，认为名分不正，人民就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不知道做什么好和做什么不好。马脖子上的一朵红缨，不过是一个装饰品、小玩艺而已，孔丘却珍惜它。确定名分，看起来不过是一件细微的小事，孔丘却置于优先顺序。只因为名分、等级，如果混乱，上下关系便无法维持。任何事物，从没有不从小地方做起，而能建立伟大勋业的，圣人（孔丘）有长远考虑，所以在小的节目上着手治理。普通人眼光短小，必须等到发生弊端，才图补救。矫正小的节目，用力小而收效大。补救已造成灾害的弊端，则使出全身力量，却不见得可以成功。《易经》说：“履霜坚冰至”，《书经》说：“一日二日万幾”，就是指这类事件而言。所以我特别指出：稳定等级最好的方法是正名。
自从周王朝国王姬胡（十任厉王）、姬宫涅（十二任幽王），政治腐败，周王朝急剧的走向下坡，法律纪律全被破坏，下位的翻过来欺凌上位，上位的权势尊严，日益衰退。各个封国，几乎全成了独立王国，互相攻杀。十分礼教，已丧失了七八分。然而姬昌（文）、姬发（武）留下来的政权，却仍能够绵延不断，只因为姬姓子孙，还能够保持“周天子”的名分。这需要举一个例证：从前，晋国国君（二十四任文公）姬重耳，对周王国建立了大功，当周国王（二十任襄王）姬郑要酬劳他时，姬重耳请求准许他死后用只有天子才可用的“隧葬”仪式。姬郑拒绝，说：“这是皇家传统制度，从来没有不是天子而用天子礼仪的。假如有这种现象，连叔父大人（姬重耳）恐怕都会反对。不然的话，你有的是土地，想怎么葬就怎么葬，还请求国王批准干什么？”姬重耳畏惧礼教，不敢坚持。（前六三六年，姬郑的弟弟姬带，跟姬郑的皇后妻子翟叔隗通奸，姬郑流亡汜邑【河南省襄城县】，晋国国君【二十四任】姬重耳起兵勤王，诛杀姬带，迎接姬郑还都。周王朝和势衰后的周王国，君王们对封国国君，总是称叔父或伯父，大概是一种政治艺术。封国国君下葬，棺材从地面用绳缒下，直抵墓穴。国王下葬，却要先凿一个隧道，把棺材从隧道中抬进去。）所以，周王国的领土，并不大于曹国（山东省定陶县）、滕国（山东省滕州市）；周王国的人民，也不多于邾国（山东省邹县）、莒国（山东省莒县）。可是，数百年下来，仍隐然是天下共主，虽以晋国、楚王国、齐国、秦国的强大，都不敢侵犯它，原因何在？不过是名分尚存的缘故。至于鲁国的季姓家族、齐国的田恒家族、楚王国的芈胜家族、晋国的智姓家族，他们的力量或声势足可以罢黜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不敢。难道他们力量不够，心里不忍？当然不是，只是恐惧干犯名分，招来杀身之祸。而今晋国国务官（大夫），视国君如无物，三分晋国。周王国的国王（天子），不但不能兴兵讨伐，反而公开加封他们官爵，擢升他们当封国国君，使他们成为国际上一个成员。对残留的一点名分，不但不能维护，反而去糟蹋它。祖先（先王）传下来的礼教，到此荡然无存。或者有人以为，在那个时候，周王国衰弱，赵、魏、韩三家强盛，纵想不加分封，也办不到。是又大大的不然，即令赵、魏、韩更强更大，假令不怕天下的诛杀，而蛮干到底，他满可不必请求天子加封，自己干上就行了。问题在于：不请求天子加封而自己坐上国君的位置，就成了叛逆，天下如果有姜小白（桓）、姬重耳（文）之类国君，必然用礼义作号召，发动大军攻打。而今却是天子批准的，是奉天子的命令当封国国君的，谁能说他不对？谁能讨伐他？所以赵、魏、韩三大家族之被封为封国国君，并不是赵、魏、韩三大家族破坏礼教，而是周天子本人破坏礼教。君王和人民间的官阶身价，既不能保持不变，当然是诉诸力量，看谁的智谋最高和谁的拳头最大。结果，圣贤后裔当封国国君的，终于全部消灭。人民受到涂炭，几乎死绝，岂不哀痛。
柏杨曰：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的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却在《资治通鉴·司马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正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向死亡之谷奔驰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士大夫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
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
在《司马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我们解释正名的意义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的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嘛。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分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