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很有些悲哀。
山上黑得早，看着似黄昏，实际才四点左右。学校放学了，没有走的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一个个头较高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凹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拨弦，右手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知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一望，见孙四海和邓有梅一左一右背靠背靠在外面的旗杆上，各人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着。
山下升起了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铺着一块块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着，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吹褪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吹出的曲子觉得很耳熟，听下去才搞清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节奏却是慢了一倍。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一个声音低，缓慢地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心里跟着哼一句试试，那节奏，半天才让他哼出“幸福的歌儿”几个字。他也走到旗杆下，道：“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他们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
忽然哨声响起，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跟着那十几个学生从山凹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带头的那个学生身上的破褂子用手理理。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个队伍的后面，他看到一溜瘦干干的小腿都没有穿鞋。这边余校长见还有好多破褂子在等着他，就作罢了。这时，太阳已挨着山了。余校长猛地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降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邓有梅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张英才答：“我在余校长家搭伙。”邓有梅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习惯得了，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张英才推了几把，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只是要翻两个山包。邓有梅的老婆长得很墩实，左边生了个疤拉眼。见张英才老看她，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在学校开会没回，她夜里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个残疾。”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邓有梅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呆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么？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计嫌。”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邓有梅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张英才说：“他的确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派得很。”邓有梅的老婆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伙的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邓有梅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复又说：“我打听过，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符合转正要求，现在一切都等你舅舅开恩了。”
香喷喷的一碗腊肉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邓有梅说：“不是让你搞酒么？”老婆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邓有梅说：“也罢，看在小张的面上，不整你了。”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一般人做客这碗里的肉只能吃一小半留一多半，张英才饿极了，又知道邓有梅有求于他，就将碗里全吃光了。直吃得满头大汗，才记起这是夏天。山上凉得很，刚出来的汗不用擦马上就干了。张英才打了个喷嚏，他伯得感冒，就起身告辞。邓有梅拿上手电筒送他。
路上，他忽然介绍起孙四海的情况，他说孙四海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药，譬如金银花什么的，交到一个叫王小兰的女人家里，积成堆后再拿去卖。孙四海不结婚就是因为从十七八岁起，就和王小兰搞上了皮绊，王小兰的丈夫得了黄瓜肿的病，就是慢性黄疽肝炎，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孙四海。邓有梅最后说要是哪天半夜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他那里睡过觉，刚走。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一定会讨厌孙四海这个人。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觉得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那小城中的年轻人，浪漫得像个诗人。有一句话，他掂量了一番后才说：“邓校长，我舅舅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说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邓有梅听了他编造的这句话，就不再说孙四海了，回头说自己有哪些缺点。这时他们爬上了学校前面的那个山包，张英才就叫邓有梅回去。
回到屋里点上灯，拿起小说看了几行，那些字都不往脑子里去。搁下书，他拿起琴，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弹了一遍，有几个音记不准，试了几次。到弹第五遍时，才弹出点味道，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弹自己听，挺能抒情。
这时，门被敲响了。拉开后，门外站着余校长，欲言又止的样子。张英才问：“有事么？”余校长支吾着：“没有事。山上凉，多穿件衣服。”张英才想起一件事：“正想过去问你，这琴盒上写着的明爱芬同志是谁？”琴盒上写着：赠别明爱芬同志存念1981年8月。余校长等一会几才答：“就是我老婆。”张英才说：“用她的琴，她会生气么？”余校长冷冷说：“你就用着吧，什么东西对她都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张英才吓了一跳。
睡不着，他想不出再给女同学写信用怎样的地址。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荡地走得很远。
夜里没有做梦，睡得正香时，又听到了笛声，吹的又是《国歌》。张英才睁开眼，见天色已亮，赶忙爬下床，披上衣服冲到门外。他看到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旗绳，余校长身后是邓有梅和孙四海，再后面是昨天的那十几个小学生。九月的山里晨风大而凉，队伍最末的两个孩子只穿着背心裤头，四条黑瘦的腿在风里瑟瑟着。张英才认出这是余校长的两个孩子。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
张英才说：“我迟到了。怎么昨天没人提醒我？”余校长说：“这事是大家自愿的。”张英才问：“这些孩子能理解么？”余校长说：“最少长大以后会理解。”说着余校长眼里忽然涌出泪花来。“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可夜里来人将他领走了，他父亲病死了，他得回去顶大梁过日子。他才十二岁。我真没料到他会对我说出那样的话。他说他家那儿可以望见这面红旗，望到红旗他就知道有祖国、有学校，他就什么也不怕。”余校长用大骨节的手揉着眼窝。孙四海在一旁说：“就是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韩雨，是五六年级最聪明的一个。”张英才知道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张英才感动了，说：“余校长，这些事你该向我舅舅他们反映，让国家出面关心一下这些孩子。”余校长说：“这山大得很咧，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又说：“听说国家派了科技扶贫团来，这样就好，搞科技就要搞教育。孩子们就有希望了。”邓有梅插嘴：“还希望我们几个都能转正。”张英才的情绪就被破坏了，他扭头进屋去刷牙洗脸。
拿上毛巾牙刷牙膏，走到屋子旁边的一条小溪，掬了一捧水润润嘴，将牙刷搁到牙床上带劲地来回扯动。忽然感觉身边有人，一看是孙四海。孙四海提一只小木桶来汲水，舀满后并不急着走，站在边上说：“你不该动那凤凰琴。”张英才没听清：“你说什么？”孙四海又说了一遍：“我们是从不碰那凤凰琴的。”张英才想再问，忙用水漱去嘴里的白沫。孙四海却走了。
早饭是在余校长家吃的。是昨夜的剩饭加上野芹菜一起煮，再放点盐和辣椒压味。没有菜，有的学生自己伸手到腌菜缸里捞一根白菜杆，拿着嚼。旁边的想学他，伸手捞了几下没捞着，缸太大，他人小够不着缸底，就生气，说先前的学生多吃多占他要告诉余校长。张英才站在他们中间勉强吃了几口，就走了出来，回到房间摸出两个皮蛋，揣在口袋里，又到溪边去。他倒掉碗里那种猪食一样的东西，涮干净后，独自坐在水边的青石上剥起皮蛋来。一边剥一边哼着一首歌，刚唱到“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一句，一只影子现在他的脸上。他吃了一惊，冲着走到近处的孙四海道：“你这个人是怎么了，阴阳怪气的，像个没骨头的阴魂。”见到滚落溪中的是只皮蛋，孙四海也不客气地道：“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