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首辅的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也 就是说，今后如果再有官员谈起严嵩父子的事情，那么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使邹应龙感 到莫名的惶恐，唯恐因此遭来杀身之祸，迟迟不敢赴通政司出任参议之职。后来在徐阶的调 护下，才惴惴不安地赴任视事。
事情的真相还远不止此。这场政治活剧是徐阶一手导演的。唐鹤征《皇明辅世编》，透 露了其中的许多细节，好在原文并不难懂，照录如下：
“先是，（严）嵩子世蕃卖官鬻爵，恣肆无忌。（皇）上亦微矢口之，念嵩，不忍发。会有 术者蓝道行以箕仙术进，上颇信眷，事必咨之。（徐）阶因深与之交。上有所问，密封使中 官（太监）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则处中官秽，不能格真神仙。中官乃与方士谋，启示而后 焚之，则所答具如旨。（蓝）道行狡，乃伪为纸封若中官所■者，及焚而匿其真迹，以伪封应。
（皇）上一日问：‘今天下何以不治？’
对曰：‘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
则问：‘谁为贤、不肖？’
曰：‘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
（皇）上复问：‘我亦知嵩父子贪，念其奉玄久，且彼诚不肖，上真（上天真君）胡以不 震而殛之？’
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速殛，以在辇下（京师），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 粉矣。’
（蓝道行）密以告（徐）阶，（徐）阶恐稍迟则（皇上）圣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邹应 龙具疏，劾嵩父子。诘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狱，‘（遣）戍之。擢应龙五品京职。
（皇）上虽退嵩，而怜其和良承意，虑后无当者，忽忽不乐，手谕（徐）阶欲传嗣，令 拟诏。（徐）阶极言不可，而吏部、礼部奏迁（邹）应龙通政参议，报可矣。忽有旨切责二 部臣，以邹应龙为邪物，不宜转官。（徐）阶恐为应龙累，力为关说，应龙得无恙。”
你看，徐阶买通蓝道行，在扶乩时让“神仙”说出“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嵩父 子”，并且连夜派人要邹应龙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此后又害怕邹应龙透露其中关节， 连累自己，多方为邹应龙关说，使之平安无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致仕即退休，并非余秋雨所谓 “达到做官”）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他的儿子严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虚应故 事而已，还没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风依旧。他的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的地方逃回， 与严世蕃计议如何翻盘。袁州府的官员获悉此事后，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迹象报 告了巡江御史林润。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弹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害怕严 世蕃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马上上报朝廷：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 而且还有“通倭”迹象。皇帝对于严氏父子贪赃枉法还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 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余威犹在，居然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 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 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深知皇上脾性， 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咎由自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弹劾与审案，而是在耍弄权术。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下旨：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徐阶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谋反”、“通倭”证据确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抄家，黜革严嵩及其孙子为平民。
儿子斩首、孙子充军、家产被抄，严嵩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义正词严的弹劾不但无法奏效，而且适得其反；为何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几年以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就表示了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林润的奏疏说他“谋逆”，三法司的拟议说他“谋叛”，“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一种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看来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仅仅指责林润、三法司是不够的，关键依然在于皇帝。徐阶深知皇帝的心态，耍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彰上过”，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彰显长期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皇帝的过错。而“谋反”、“通倭”这样的罪状，是在皇帝决定严世蕃充军之后发生的，皇帝当然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无关系，因此一举成功。当时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使洞悉奥妙，也不敢直白地说出来，毕竟圣贤是主张为尊者讳的。
同样是弹劾严嵩，各色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显然，邹应龙、林润、徐阶的人品，是无法与沈炼、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顾宪成与东林书院（1）
游览无锡美景的人们，往往流连于太湖周边，以及惠山、锡山一带的风光，很少有人 会想到去看一下曾经声名远扬的东林书院。它的旧址，至今依然保留在无锡繁华市区东面一 条僻静的小巷里，被周围现代化建筑包围着，显得逼仄而孤立，早已没有了当年绿树成荫、 弦歌满堂的意蕴。我曾经三次光临这里，发思古之幽情，缅怀晚明史上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 岁月。
东林书院是顾宪成和他的朋友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建立的，距今（2004年）正好400周年， 内心的呼唤促使我写这篇文章，来纪念顾宪成与东林书院。
一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城南东林书院与城东东林书院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四年在考举人的乡 试中名列第一，四年后，以二甲二名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官场就锋芒毕露，对内阁首 辅张居正有所微词，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出来“匡救”。当张居正病重时，举朝 若狂，纷纷设立道场为之祈祷，顾宪成看不惯这种阿谀行为，从不参与。同僚为他捏把汗， 在讨好张居正的慰问信上代他签了一个名。他得知后，立即骑马赶去，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这种秉性，在官场显得格格不入。万历二十二年，已经出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的顾宪成，因 讨论“三王并封”（明神宗不愿把长子立为太子，宣布长子与另外两个儿子同时封王），以及 会推内阁大臣的事宜，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他的弟弟顾允成、 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他们把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相与讲求学问，显出前 所未有的洒脱。既然在政坛难以施展，还是静下心来做学问吧！
仰慕顾氏道德学问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 与士子们讲习学问。由于地方太小，不能满足需要，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 意恢复宋儒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杨时是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师事 二程，精研孔孟之道。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程门立雪”典故，就是此公求师心切的佳话。他 以“龙图阁直学士”衔告老致仕，在无锡创办书院，以著述讲学为事。因杨时别名龟山，又 名龟山书院；后人建道南祠奉祀杨时，又名道南书院。
顾宪成常对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他多次 凭吊杨时书院的废墟，叹道：“其在斯乎！”那意思是说，理想的讲学场所就在这里。时机终 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恢复常州龙城书院成功，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 得到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同意，修缮了杨龟山先生祠，又和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 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需要说明的是，在顾宪成之前，已经有人欲兴复东林书院。那是明代成化年间无锡人 邵宝，希望恢复杨时的东林书院。高攀龙后来给顾宪成写传记时，回顾东林书院的历史时说： 无锡原来就有东林书院，宋代杨龟山先生在那里阐述伊洛之学，后来书院停办，那里成了僧 舍。成化年间“邵庄公图修复之，不果”。邵庄公就是邵宝，邵宝“图修复之，不果”云云， 出于大名鼎鼎的高攀龙之口，是有权威性的。但是身为无锡人的高攀龙只说对了一半，邵宝 恢复杨时书院虽未成功，却在别处创建了一所东林书院。关于此事，连无锡东林书院旧址的 陈列说明，都不明就里，因此值得一说。
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彀，第一个对此做了辨析，写了一篇《两东林辨》，说无 锡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