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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行动极其秘密，宫里宫外都不知道皇帝的下落，一直到二十二日才被发现。后人根据发现此事的太监传闻，得知崇祯之死的细节：他披散的头发覆盖在脸上，身穿白绵绸夹衣，蓝纱道袍，下身穿白绵绸裤，一只脚鞋袜已脱落，另一只脚穿着绫袜和红方复底鞋。据说他的衣带上有亲笔血书，据冯梦龙《甲申纪闻》记载，血书这样写道：“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陷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三月二十二日，太监在煤山上发观了他的尸体，用门板抬下，与周皇后尸体一起放在东华门外茶庵的芦席棚内。之后不久，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柳木棺材，以土块当枕头，安放市后尸体，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卫。昔日的大臣中前往哭临的不过二三十人，那些往日信誓旦旦效忠皇上的人臣，如内阁大学士魏藻德、陈演之流，此时摇身一变投靠了大顺，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在这点上他们反不如李白成。李白成作为反叛势力的代表，却能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人情世故，下令改殡人行帝后，为崇祯的棺材刷上红漆，为周皇后的棺材刷上黑漆，并为崇祯换上翼善冠、衮玉及渗金靴，为周皇后也换上袍带。李自成目己还到祭坛，向帝后梓宫四拜垂泪。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坟内。与这种冷清草率的葬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投降的明朝大臣们正忙于向李自成“劝进”：尽快登上新皇帝的宝座。这头的冷，更反衬出那头的热。
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翰林院庶吉士周钟，他一面与魏大中主子魏学濂联名向李自成上疏“请葬先帝”，一面按照大顺丞相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士见危致命论》，为他们改换门庭张目，牛金星称赞不已，周钟沾沾自喜，逢人便夸“牛老师知遇”，俨然牛丞相高第门生。他还写了一篇劝进表，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较汤武尤无惭德”，贬损朱由检“独夫授首，四海归心”。一时间传为士林之羞。魏学濂还要“抢头功”，声称这篇文章出于他的手笔，周钟“想不到此”。对于这两人的表演，冯梦龙不胜感慨：“噫，词林省闼天子侍从，亲信之臣，作此逆天丧心语，而犹扬扬得意，自诩佐命元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 五月三日，多尔衮进入紫禁城。三天后，他为崇祯在帝王庙设灵堂，允许在京明朝大臣为先帝哭临三日。他还任命归顺的明朝大臣李明睿为清朝礼部侍郎，负责崇祯的谥号及祭葬事宜。李明睿遵命拟上先帝谥号为“端皇帝”，庙号为“坏宗”，并建议改葬梓宫。后因众人建议帝后已经葬入田贵妃坟，不必改葬，便把田贵妃坟命名为“思陵”。思陵因此成为十三陵中规制最为简陋的一座。 顺治十四年，清世祖（顺治帝）下令修缮思陵。他在给工部的谕旨中，谈到了自己对崇祯的评价：“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据奉旨营建思陵碑的大学士金之俊说，清世祖对于明朝兴亡了如指掌，深悉崇祯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并非亡国之君。思陵碑立在一个四边各长四丈四尺的思陵碑亭中，龙首龟趺的石碑，高一丈六尺，宽六尺，上面镌刻九个金色大字：“大明庄烈愍皇帝之陵”，背面是大学士金之俊撰写的奉敕建思陵碑记。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十三陵祭扫。他的祭文镌刻于碑亭边上，祭文写道：“维帝英姿莅政，志且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讵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只以袭弊政之余，逢阳九之运，虽才具有为，而命移莫挽。朕恒思及，悯惜良深。”顺治十七年十月初四日，清世祖鉴于明十三陵中，各陵都宏大壮丽，唯独思陵只因他不久病逝，修陵之事终于不了了之。乾隆初年官方编撰的《明史》对这位庄烈帝似乎同情多于谴责：“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相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却演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历史多么不可思议！
温体仁的垮台倭寇王王直（1）
谈到明代嘉清年间东南沿海的“倭寇”，首当其冲的代表人物就是王直，这个被称为“倭寇王”的人物，其实是一个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他本姓汪，因为在海上搞走私贸易风险大，为了避免连累家属，隐去真姓，改名为王直。这是一个值得细细研究的人物，由此可以探索所谓“倭寇”问题的真相。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前的诸问题》（《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所收），依据《日本一鉴》及其他相关资料，首次指出徽州商人从事；海上贸易的史实。徽商研究的奠基人——日本学者藤井宏，在他的成名作《新安商人的研究》（刊登于《东洋学报》第36卷第l、2、3、4号【1953～1954年】），在藤田丰八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资料，勾画出更为清晰的线索：嘉靖十九年（1540年），徽商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在浙江沿海进行走私贸易，此时的王直还只是许氏兄弟的僚属。《筹海图编》谈到许栋时写道：“其党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番，分迹剽掠，而海上始多事。”《日本一鉴》的“海市条”指出，嘉靖二十二年，许氏兄弟与葡萄牙商人在浙江沿海的双屿港贸易，其伙伴王直于嘉靖二十四年前往日本，劝诱博多的日本商人前来双屿港贸易。由于这种贸易违反了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发兵袭击双屿港，捣毁了这个走私贸易基地，生擒了武装走私集团首领李光头、许栋，王直收拾残部，把走私贸易基地移到定海县以西八十里的海岛金塘山的烈港（沥港）。此后，东南沿海始终是王直武装走私集团的独占舞台。他凭借闽粤海商的势力，称雄浙江沿海。遭到官军打击后，他又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先称净海王，后称徽王），控制了中日贸易，把徽州海商的海外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
藤并宏这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为理解王直与“倭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令人的是，这一研究成果很少被中国学者关注，迟至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学者中激起反响。徽商研究的后起之秀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