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思是说，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任何人都不应该把它全部或者部分地占为己有—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同一片蓝天下，像其他的生物一样，过一种各得其所、各得其乐的生活。
天下最高层的管理者，人们称之为天子。在夏、商、周三个朝代，采用的是政教合一的管理模式。天子的意思，大约相当于西方天主教教义中的圣子或者教皇。他除了管理自己的国家，还需要负责全天下人的道德生活。他自己就是一个国王，但由于他还肩负着天子的职责，所以有权力向其他国家和部落的首领颁布命令。
从那以后至于宋朝，虽然国王变成了皇帝，国家的版图和组织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天子的职责却一直在那里。如果皇帝有公心，他就会懂得“天下为公”的道理，并自觉地履行天子的职责。如果皇帝的道德修养不够，私欲膨胀以至于贪婪地占有，公天下也就变成了家天下，而天子的职责也被荒废了。
有朋友对我说，让皇帝自觉履行天子的职责是靠不住的，因为缺乏监督机制。这种看法当然有道理，因为一个人的专制政治的确风险最大的。可是在正常的状态下，一个人的专制政治也是成本最低和效率最高的。与之相反，民主是一种成本最高，效率最差，但风险最小的制度。我以为，管理学的作用就是革除腐败，而不是比较哪种制度更优越。腐败才是管理学遇到的真正难题，无论是一个人的腐败还是一群人的腐败。
腐败的管理者在乎权力，廉洁的管理者在乎职责。刘备是不是一个腐败分子呢？我看不像。他自己曾经说过：“我的管理风格和曹操不一样。曹操以急功近利，我以宽厚待人。曹操讲究暴力和权谋，而我在乎仁爱与忠诚。由于我遵从与曹操完全相反的管理之道，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也总是能够奇怪地赢得事业的成功。”
管理风格的问题，其实就是管理者人格的问题。如果你廉洁，你就会懂得爱，你的员工就会热爱他们的工作，并且忠诚于你们共同经营的事业。从管理者的人格出发，到创建一个让人们安居乐业的天堂公司，就是管理学的全部内容。所以我宁可相信，刘备复兴汉室的目的，是为了重建“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那样的太平盛世，跟天子是否姓刘关系不大。
战争是无法创造财富的，没有人能够通过战争来复兴汉室。但是正义的战争作为一种革除腐败的“外科手术”，却是复兴汉室的一个前提。刘备不是很好的“外科医生”，尽管他读过《六韬》，但他并不是一个擅长于战争谋略的人。他最终并没有能够平定天下，实现大汉王朝自“光武中兴”以来的第二次复兴。
在经历了三国争霸和两晋、南北朝长达400年的乱世之后，苦难的中国人终于迎来了花团锦簇的大唐盛世，天堂公司终于再一次降临人间。300年后，历史进入宋朝，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状态。管理学的智慧，在唐宋时期体现得如此完美，如此灿烂辉煌。
博学睿智的邵康节先生写过一首诗，诗云：“天听寂无声，苍苍何处寻？非高亦非远，都只在人心。”管理学的问题也是这样，不在别处，就在人心。
■后记：再说几句
一
从《渔夫与管理学》到《像园丁那样管理》，我一直在表达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
有朋友认为，这句话似乎不太妥当。因为“唯一”是排他的，这么说就意味着否定了许多别的管理思想。我真诚地感谢朋友的善意提醒，却无法按照她的建议做出修改。至于为什么，我已经在这两本书中反复解释过很多次了，但我仍然忍不住要以后记的形式，再多说几句。
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胡锦涛主席把创建和谐社会作为管理国家的目标，所谓和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国家领导人管理国家如此，企业家管理好一个企业、老百姓管理好一个家庭当然也是如此。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得从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开始。
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作为个人，你要学会用园丁的心态去爱你的人生。作为管理者，你要学会用园丁的心态去爱你的员工和顾客。然而，如果你不懂得爱，你就会陷入人生的混乱之中。你在利用自己的人生，你也在试图利用别人。你所谓的管理学，就会异化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和权谋。
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案例，都不过是对这句话的“演义”而已。《三国演义》描写了一个战争的场面，但它之所以名曰“演义”，“演”的就是管理学的这个“义”字。
二
我是一个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必然有它的传统文化。英国人有英国人的传统，法国人有法国人的传统，美国人也有美国人的传统。如果我们要向西方人学习，就应该学习他们尊重传统的美德。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多的理由值得我们这群被称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尊重。
尊重传统，并不是为了守旧。尊重传统，首先意味着我们在理解传统文化中用历史和沧桑来反复验证的智慧，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因为这种智慧的启迪而生发的创新能力。
齐白石曾经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同样的道理，我们向西方人学习，但不应该成为西方人的复制品。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人文地理，当然应该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可是，因为元朝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因为明清两朝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更因为100多年来中国的落后，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任。而周、汉、唐、宋四个朝代的文化气象，也似乎成了遥远的不可思议的神话。
我以为，中国要培养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必须回到它原来的文化土壤中去。在那种充满智慧的文化土壤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会迎来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因此，我主张用理解的方式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管理学课题。
三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1895~1990）说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就是为了让那些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从内心深处生发一种热心服务、敢于负责的道德情操。懂得爱的管理者强调职责，不懂爱的管理者强调职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其实就蕴涵在这种爱的教育中。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天宝当年，主要责任在于那些从事管理工作的领导者。他举例说，某公司雇用总经理，总经理一方面用种种理由营私舞弊，一方面却在骂董事会无能。营私舞弊的是总经理，骂董事会无能的也是总经理，若是董事会无法洗净总经理的不良动机，又怎么能够放心地让他领导公司的运营呢？在钱穆先生眼里，皇帝就是营私舞弊的总经理，老百姓就是无能的董事会。
营私舞弊的总经理，看重的绝非职责，而是职权。看重职责是一种爱的自觉，滥用职权却意味着人性的腐败。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伟大的使命，那就是：及时唤醒皇帝的良知，帮助皇帝认真履行一个总经理爱民勤政的职责。
当代中国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群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出现的时候，老百姓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董事会。
四
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可惜，当代主流的管理专家们似乎并不认同我的这个观点。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基于经济的管理学，而我是基于道德的管理学。
基于经济的管理学很难理解什么是爱。它把所有的投入都看成一种资本或成本。它总是希望用最小的成本来换取最大的回报。它习惯于用投资的心态来对待每一个人，无论是顾客，还是员工，甚至于家庭的成员。
然而，基于道德的管理学就不这么看。《宋史·艺文志》记载，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有《素书》一卷传世，书中说：“薄施厚望者不报。”意思是，你不能用投资的心态去爱一个人，你不能指望用最小的成本去换取最大的回报。如果你这么做，就违背了做人的道德，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曾经和一群学者谈论穷汉娶妻的问题。他们认为，经济基础是决定婚姻生活的成本因素，有钱才能娶到称心如意的老婆。当我问他们什么是患难夫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张口结舌了。我笑了起来，因为我和我的太太就是一对患难夫妻，深知“夫妻恩爱苦也甜”的个中滋味。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婚姻生活并不一定幸福，而患难夫妻却很愿意用相亲相爱和互帮互助的方式，创建自己的美好家园。
如果把老板和员工比做一种婚姻关系的话，他们之间缺少的，恰好就是患难夫妻之间的爱与忠诚。
五
管理意味着爱。作为一个企业家，你如何理解这个“爱”字呢？
2006年5月2日，浙江企业家黄志云先生陪同我一起游览了位于浙江兰溪西部的诸葛村。600多年前，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一支后裔来到这里，按照诸葛亮的九宫八卦阵布局，营建村落，定居生息，瓜瓞绵延至今，成了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在经历了许多沧桑的岁月之后，诸葛村的居民们依然牢记着先祖的家训，以朴略做人，以忠义处世，很好地继承了诸葛亮当年的道德风范。
诸葛亮的家训，是他流传后世的《诫子书》。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明志者，心也。致远者，路也。前者是为了弄清人生的方向，后者则是为了走好人生的旅途。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于管理，可以诸葛村的寿春堂药店为案例。在药店的厅堂里，悬挂着一幅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据说从明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