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60年，在亚洲东部渭水河边钓鱼的姜子牙，在极度的人生痛苦中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转变。他不再是一个自私的渔夫，而是一个像园丁一样懂得爱的圣人。
饱经沧桑的姜子牙终于明白了，管理学绝对不是那些战争、掠夺和军事化的控制手段，而是园丁一样纯朴的爱。对于这个残缺的天堂而言，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园丁的管理学是真正正确的管理学。管理学的意义也不再是为了获得某种自私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重建一个花果飘香的天堂。
■姜子牙的管理案例
他曾经是企业家姜子牙和渔夫姜子牙，但现在他是园丁姜子牙。在他的帮助下，周文王也成了一个仁慈的园丁。
在周文王的国家里，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所有官吏都有了自己的封地。开始实施减免税政策，凡有农民愿意为国家的公田助耕的，只需要缴纳1/9的租税，甚至可以获得各种减免税的优惠待遇。开始推行奖励制度，凡有功于国家的臣民，都可以按照论功行赏的方式享受各种奖励。为了选拔合格的人才，姜子牙还特意设计了一套人力资源测评系统，从知识、决断、诚实、情操、廉洁、贞洁、勇敢、醉态等8个方面考察管理人员的品德和能力。这一系列的改革显然是富有成效的，很快地，这个国家就像春天的原野一样变得生机勃勃。
当时的中国还是商王朝时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联邦制或者国家联盟体制的国家。国家领袖被称为天子，在行政意义上类似于现在的美国总统。周文王只是西部一个加盟国的领导人，被称为西伯，由于他善于经营，他所管理的这个加盟国就成了当时最富裕的国度。周文王也因为仁慈宽厚的德行，受到人们普遍的爱戴，其他的加盟国和部落就纷纷地归附他，使得商王朝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
商纣王是商王朝最后一位天子，他嫉恨周文王，把周文王囚禁在“里”。“里”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监狱，周文王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囚徒。在这段漫长的囚徒岁月中，周文王研究出了一部神秘莫测的《易经》。可能是因为在监狱中受到了很严重的摧残，周文王回国后不久就病逝了，临终前又把他的儿子周武王托付给姜子牙。12年之后，周武王灭掉了纣王的商朝，建立了一个新王朝。
周王朝建立之后，武王分封诸侯，把现在山东临海一带分封给姜子牙，是为齐国；把内陆部分封给周公旦，是为鲁国。齐国当时被称为东夷，因为土地贫瘠而人烟稀少，非常荒凉。姜子牙以90多岁的高龄出任齐国的国君，一方面带领人们耕海牧鱼，一方面大力发展商业。10余年后，齐国以鱼盐两收而成为天下最富裕的地方。
姜子牙是一位圣人，周公旦也是一位圣人，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出于齐鲁之地，与这两位圣人级的国君不无关系。虽然说“去圣既远，源流亦别”，但园丁式的管理所播种的爱，却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繁衍出了两位世界级的文化大师—孔子和孟子。
■君职论与君权论
由于周公旦和姜子牙的用心经营，他们终于创建了一个天堂之国。尤其是周公旦，为此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卓越贡献。“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故事，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经典的管理案例。这个周公，说的就是周公旦。
仅仅过了60余年，周王朝的天堂之国就像当年的伊甸园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贪婪和战争的恶念在大地上逞强施威，文明遭遇践踏之厄，生灵饱受兵荒之苦。虽然有一些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文化大师在到处奔走疾呼，但他们的思想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期，却因为天真而显得颇有些滑稽和荒谬。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小爱曰恩，大爱曰仁，仁就是爱的意思。义呢，就是正义。孟子强调的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孔子学说的补充和完善。这不仅因为他们之间有师承关系（孟子是孔子的第四代门生），更因为爱确实需要一个正义的方向。没有正义的爱，就不能称之为爱；没有爱的正义，也不能称之为正义。他们的思想被后人合称“孔孟之道”。
人们在兵荒马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还可以发出爱的呼喊，可是到了秦始皇时期，这些呼喊却成了管理当局严厉打击的异端学说。虽然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了全中国，但他并非为了老百姓的幸福，而是为了满足他独霸天下的欲望。他痛恨孔孟之道，因为人们总是用孔子和孟子的学说来批评他的暴政。一怒之下，他下令焚毁除了农业和医药之外所有的经书，甚至活埋了460多位妄议朝政的知识分子，还有更多的人受到各种刑罚的严厉惩处。在这些被惩处的人当中，包括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人们把这个骇人听闻的历史事件称为“焚书坑儒”。
曾经有人向孔子请教管理学的问题。孔子说，所谓管理不过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什么意思呢？他说，管理没有什么奥妙，无非是要求做领导的要尽到领导的职责，做员工的要遵守员工的本分。就像在一个家庭里，做父母的要懂得慈爱，做子女的要懂得孝顺一样。
孔子的意思到了孟子那里表达得更透彻。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缺失了爱与正义，绝对是因为这个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不懂得爱，或者不能主持正义。
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一种强调爱与责任的君职论。14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里，强调的则是“为了达成结果，可以不择手段”的君权论。
秦始皇虽然比马基雅维里要早1700多年，但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他既不是一个好领导，也不是一个好父亲，而是一部令人恐怖的战争机器。
现代企业管理虽然在管理技术上有了许多创新，但它却沿用了这种以战争理论为依据的管理学思想。战争也许能够让一部分人感到兴奋，但是，无论军事、政治、商业或任何形式的战争，对于整个人类而言都是可怕和可耻的。
人类不需要战争，需要仁爱。不需要猎人和渔夫的管理学，需要园丁的管理学。只有园丁的管理学，才能培养出一个让人们幸福生活的社会环境，才能创建一个让员工们快乐成长的天堂公司。
■汉文帝的天堂公司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战争的废墟中创建了大汉王朝。不久，刘邦驾崩，皇后吕雉乱政，处在初创期的大汉王朝危机四伏。直到周勃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登基，大汉王朝当时那种极度贫困和危险的处境，才终于得到改变。
汉文帝本名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薄氏，原来是刘邦的军工厂里一位织布的女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刘邦看中了她，把她带到皇宫来做自己的女人。在刘邦所有的儿子之中，刘恒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但幸运的是，他有一位爱他的母亲。后来，刘恒被封为北方边疆地区的代王，母子俩就在那一片远离政治斗争的荒蛮之地相依为命，母慈子孝，倒也其乐融融。
织布女工出身的薄氏让儿子刘恒懂得了什么是爱，刘恒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孝子。等到他即位为皇帝，也怀着母亲爱护子女一样的心情来管理国家。于是，汉文帝刘恒成了一个受人景仰的模范皇帝。“圣朝以孝道治天下”的管理格言也从此流传至今。
当汉文帝爱着这个国家的时候，大汉王朝就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天堂公司。人们快乐地成长着，并且分享着生命存在的喜悦。他们热爱自己的人生，也用互相帮助的方式彼此相爱。于是，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大汉帝国也就像冬去春来的田野一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机。
为了持续性地管理好这个天堂公司，汉文帝又开始着手搜集、整理那些先秦时期的圣贤著作。尽管经历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阿房宫的劫难，但汉文帝和后来的历代领导者却一点一滴地从民间把五经六艺和诸子百家之言收罗起来，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与此同时，管理当局也在鼓励人们向学，在首都设立太学，同时在乡里开办乡学、县里开办县学、郡里开办郡学，把这个国家创建成了一个乐善好读的学习型组织。学生们也在学习经史典籍的过程中，领悟到爱的魅力。
从此，中国人说的是汉语、写的是汉字、学习的是汉文化。那些厚道、耿直、勇于承担的男人，则赞美为男子汉、好汉。在这片国土上生活过的人们，也因此被称为汉族。甚至在后来长达2 000多年的历史中，仍然有不计其数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地区，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种族，源源不断地汇入到汉族这个大家庭中来。他们认同汉文化，为汉文化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智慧所倾倒、所迷醉。
园丁与果树之间的信托关系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次年正月，主管大臣请求皇帝确立太子，但汉文帝却回答说：“我不能只顾自己的儿子，我要为天下人着想。所以，等到我年老、体弱或者不能胜任的时候，我就要采用禅让制，把我的职位禅让给一位慈惠仁爱的候选人。”
与西方的民主选举不一样，中国人选择自己的国家领袖，采用的是禅让、世袭或者革命的方式。其中，禅让制是人们公认的最理想的选拔继承人的方式，据说上古时期的领导者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天下人中间来选拔合乎道德的继承人。
确立太子是古代中国人选拔未来国家领袖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具有父子相传的特点，被人们称为世袭制。虽然现代学者对世袭制的负面批评很大，但世袭制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能够避免人们为争夺权力地位而引发政治上的风险。
与西方的契约社会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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