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四人帮”说批孔，破四旧，亲切地直呼孔丘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鸡鸡。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出一本专辑。
最深入人心。懒人说，路上有狮子，这么难认的文字，不读中国古书当然好了。书店里有《中国可以说不》、《WTO手册》的民族意气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龙的拳头，有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头。书店外有网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了，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
现在看来，没有比“不读中国古书论”更荒谬的了。
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1912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购书读书，每年日记都以一篇书账结束。从现在的人口构成看，能认全鲁迅书账上所有汉字的，百无一人，能了解一半书目内容的，千无一人，看过一半书目所涉书籍的，万无一人。简单地说，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对你说，歌寮夜总会无聊之极，小蛮腰小肥屁股无聊之极，你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另外，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1925年。那年月，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融会计这类的西学，然后做起来富国强兵要紧。
曹聚仁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曹聚仁笃信颜李学派读书论。颜元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塨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曹聚仁的推理如下：颜李认为“开卷有害”，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都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古书。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知行应该平衡。另外，曹聚仁把读古书看得太神圣了，一定要读真经，一定要从考证甚至考古入手，一定要懂古文家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才能读古书。简单地说，再大的美人也要大便，《诗经》里“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和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后生小子，意淫古人，读断读通就好，摸着想象中的手心驰神荡就好，不必知道古人的界门纲目科属种。
无论是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还是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都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必然是经世济民的好手。简单地说，去美国读两年MBA不如恶补两年明史、清史，小白菜比小甜甜布莱妮可爱，廷议比课堂案例凌厉，明史清史必美国教科书讲中国的事情更通透。
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责无旁贷，是文字就应该是你的原材料，掌握之后煎炒烹炸，上至三代铭文，下至隔壁王寡妇叫床，不该避讳。撇开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狡猾可喜的文字，是渎职，是犯罪。不要言必谈“五四”时期的反叛，那是中国新文字的青春期，一定要杀死父亲才能知道自己姓什么。李锐讲：“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现在是该上上祖坟的时候了，检点一下，祖宗有什么好东西。
给不服气的人举一个例子，几十年来，有没有重新出现过类似纪录人类经验的中国文字：“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李白）”
2003。11。13
卷一：冯唐书话唯楚有材，于文唯盛
湖南女作家盛可以是庸俗龌龊浮躁无耻的20世纪70年代生人中的异数，她的存在让后人百年以后不能将这一代人全盘总结为言语短舌和思想平胸。
70年代生了我们这一拨俗人。
不提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说，和以二周一钱（周作人，周树人，钱钟书）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我们没有幼功、师承和苦难：我们的手心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板子，没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汉奸或是逼进上海孤岛或是川西僻壤，没有背过十三经，看《浮生六记》觉得傻逼，读不通《二十四史》，写不出如约翰•；罗斯金、斯蒂文森或是毛姆之类带文体家味道的英文，写不出如《枕草子》之类带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说摆脱文言创造白话，更不用说制定简体字和拼音。往现世说，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钟阿城）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们没有理想、凶狠和苦难：我们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从学校到家门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芦。从街面上，没学到其他什么，我们没修理过地球，没修理过自行车，没见过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冲动，也被一次次严打吓没了。
“文革”一代对文字无比虔诚，他们为了文字四十几岁死于心脏病，他们为了文字喝大酒磕猛药睡清纯女星，跳上桌子，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们没有灭掉“五四”一代，但是他们至少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形式和风格。我们没有用过“华丰”牌圆珠笔在北京电车二厂印刷厂出品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狠呆呆地写了一百万再写一百万，文章即使发表在《收获》和《十月》上，也不会让我们泪流满面，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发表不了，我们就把《收获》和《十月》当成愚钝不开的典型，和文化馆、作协、劳保用品和公费医疗归为一类，认定它们很快会消亡。
我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成队的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我们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新西兰去新加坡去香港，我们会两种以上的领带打法，我们穿西装皮鞋一定不穿白袜子，我们左擎叉右擎刀明白复式记账投资回报和市场营销，我们惦记美国绿卡移民加拿大，我们买大切诺基买水景大房一定要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于是尽情淫荡，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我们的大脑权衡、斟酌、比较、分析，我们的大脑指挥阴茎，我们的大脑指挥脚丫子，我们的大脑指挥屁股蛋子。我们的大脑，丫一刻不停。
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作为整体没有声音。基本上，脸皮厚表现欲强有丁点姿色会用全拼法录入汉字的就是美女作家。先是卫慧等人在网上和书的封面上贴失真美人照片，打出“身体写作”的旗号，羞涩地说“我湿了”，然后是九丹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妓女文学”，“我占领机场卖给六七十年代白领精英”，然后是木子美另扛“液体写作”的旗号，坦然地说“我就是露阴癖”，“再废话我露出你来”，最近的进展是有女作家直接在网上贴裸体照片。我看到女作家及其背后书商们市场竞争的升级，没有看到文学和性情。市场的门槛的确是越来越高了，在想出头出名，看来只有在家里装摄像头，二十四小时直播三点毕露的裸体了。实在没有姿色的女的和各级姿色的男的，面对李白杜甫巨大的影子，决定战略转型，避实就虚，专攻下三路，准备在文学史上号称“下半身”。如果在辣椒里挑鸡肉在矬子里拔将军的话，棉棉写了三四万字好小说，李师江学朱文，由皮毛学到一些筋骨，个别中篇有些气质。操，写枕头的，没出个李渔，写拳头的，没出个古龙。我们这一代最好使的头脑在华尔街构建基金组合统计模型，在硅谷改进Oracle数据库结构，在深圳毒施美人计搞定电信局长销售数字交换机。
绝望之前，读到了盛可以。
我到了南中国，在香港和深圳两地跑，MSN问四分之三身体烂在网络里的出版家狂马，香港和深圳有什么作家可以见啊？香港有黄大仙和李碧华啊，深圳有慕容雪村和盛可以啊。李碧华有幽闭症啊，慕容雪村吃过饭了，是个和石康相仿的上进好青年啊。盛可以写得好吗？年轻女作家中写得不错啊。长得好吗？网上看不出来啊。照片谁敢信啊？但是大波啊。是吗，那就不管好不好看了，去见去见。
先读了《收获》上发表的《水乳》，不像有大波的人写的东西。《水乳》讲述一个女人没有浪漫的结婚，没有意外的出轨，没有快乐的重逢，没有戏剧性的维系了婚姻。文章冷静，凌厉，不自摸不自恋风雨处独自牛逼。我想，即使原来丰满过，成形之后一定被作者挥舞着小刀子，削得赘肉全无。我想，作者如果没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也一定有杀手潜质。恍惚间，感觉到余华出道时的真实和血腥，但是婉转处女性的自然流露，让这种真实更另类，血腥更诡异。
然后读了《北妹》，盛可以的处女长篇，没有《水乳》老到，但是比《水乳》丰富，我更喜欢。《北妹》讲述一个湖南大波少女来到深圳，干过各种工作，每种工作都是受欺诈，遇过各种男人，每个男人都色狼。奋斗一圈回到起点，一样没有钱，没有家，没有爱，没有希望，不同是奶大到成了累赘，失去灵气，仿佛失去乳头，只剩下十斤死肉。《北妹》没有《水乳》的凤头和豹尾，但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