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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溃军把枪缴了，并由地方商会出钱遣散了。第二年当长沙又被侵入时，毛泽东又领导同学们组织“警备队”，并和其他学校联合，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维持秩序，还组织了一个“妇孺救济会”，到街头救济受兵灾的妇女和儿童，毛后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搞军事。他感到这不是最后一次。
毛后来回忆说：“我在……１９１８年毕业。”５月底，他把“学友会”的工作移交给了别人。他认为，在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经验的。”紓紞矠
当然，那时他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在１９１８年他毕业离校时，“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１９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紓紟矠
关于对于在长沙所受的学校教育，毛一直持严厉的否定态度。在将近５０年后，他回忆总结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时说：
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６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７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５年师范，２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紓紡矠
把国家的、社会的问题同教室、走廊和长沙的山水、田野分离开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毕业后，毛就立刻面临更困难得多的挑战，这就是寻找实现那牢牢扎根于他头脑中的理想的途径。
第2部 奋斗第７章 “山大王”（1）
1927—1928
在突遭国民党左派的排挤之后，１９２７年８月初，毛和他的共产党同伴在九江＊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他们的前途。由于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陈独秀未能出席会议，他被从中央领导中驱除出去，当了党和俄国顾问们或按一些说法是俄国主子们失败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党的总书记，他是个受过俄国训练的新闻记者。毛再度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他向他的同志们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前周恩来、贺龙和朱德已在南昌发动了秋季暴动，后来，这一天被作为红军的正式建军日来庆祝。
会后，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货车前往长沙，受命去组织湖南省的秋收暴动。他必须使省党的组织从国民党中脱离出来，在那里创建一支农工革命军。在重组的共产党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进的暴动计划，这个计划比中央委员会所指示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没收地主财产走得更远。
毛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主张，应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建立工农根据地。他写道，我在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他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按共同的标准，公平分配给愿意得到土地的一切乡村人民。①中央委员会警告毛这些是不对的，但毛拒绝服从党的政治决议案，在秋收暴动中掺入了自己的主张。
９月９日起义爆发，毛将参加暴动的安源煤矿工人、地方农民自卫军，以及脱离了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的军队编成四个“团”。可是，毛本人却不能对这支部队行使有效指挥。当他在整顿这四个团时，被国民党民团抓到并解往民团总部，准备与其他共产党嫌疑分子一起处决。他后来回忆道：“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２００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②
毛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③
国民党方面对此事的说法是毛的贿赂起了作用。
最初几天起义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重要城镇落到了起义军手里。然而，长沙的工人并没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样，起来支持农民。当两支已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决定在他们之间开战后，力量单薄的起义军就面临内部火并的危险，于是，安源矿工差不多都被消灭了，毛的农军也中了埋伏。
在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内，毛不得不放弃毫无希望的整个行动。正如他所承认的，“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④在起义中，共产党杀掉了许多国民党人，并烧了他们的房屋，而这些人在统一战线时期被称之为同志，所以，湖南当时流行着这样一支讽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头
烧，烧，烧同志烧掉同志的屋
在浏阳县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义军的残部，前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９月２０日毛率领他们向井冈山进军——沿途趁势释放了被监禁的共产党人，并打开公仓，把粮食分配给农民。
尽管他的部队在芦溪突遭袭击，但毛在９月底还是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并在永新县三湾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将残存的４００余人整编成一个团，在部队中实行民主，由党掌握军队，废止打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红军的开端。
从文家市经三百多英里的行军，１０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团到达了湘赣边界上的井冈山，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以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一个山区根据地，而且也是他此后全部事业灵感的源泉。
后来，毛断然把１９２７年的悲剧归罪于陈独秀中国人和两个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印度人和鲍罗廷俄国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应负最大的责任，而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⑤而罗易则指责毛是一个顽固和有意阻碍我们的革命计划的、完完全全的动摇分子，因此将他免职。
给毛的评语之所以下的这样刻薄，是由于毛本人在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的４个星期内，对革命局势的认识发生了激变。８月间，毛曾断言中国将会发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装进攻长沙失败后，他转而相信，“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⑥。他看错了时机。
毫无疑问，毛以前过分夸大了农民起义的真实潜力。一个当时曾参与起义的同志后来说“毛向瞿秋白保证湖南至少可以发动１０万的武装农民参加暴动，而瞿电告莫斯科的数字增到２０万，结果最后仅有５，０００人”⑦。
在１１月１４日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把长沙失败的不幸归之于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⑧他被指控为军事投机，不充分发动农民，收编土匪和公然违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讥讽的口吻为他的失宠辩解：瞿秋白的人偶尔发现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这激怒了他们。枪杆子里面怎么可能出政权呢？因此，他们撤了我的职……。他毫不后悔地说：“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⑨
其实，毛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双方都赞同这样的目标：即通过组织农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配合军队和城市的暴动革命的辅助力量。
但是，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动会扩散到广大的地区。并且，他把从湖南带出来的队伍整编成为正规军，这样，他们被作为“客军过境”来对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⑩，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实真相的。
第2部 奋斗第７章 “山大王”（2）
1927—1928
在突遭国民党左派的排挤之后，１９２７年８月初，毛和他的共产党同伴在九江＊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他们的前途。由于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陈独秀未能出席会议，他被从中央领导中驱除出去，当了党和俄国顾问们或按一些说法是俄国主子们失败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党的总书记，他是个受过俄国训练的新闻记者。毛再度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他向他的同志们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前周恩来、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