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还第一次有机会与西方妇女亲密交谈。两个美国记者，一个是为《法兰克福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写稿的艳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另一个是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她的笔名叫尼姆·威尔斯。她们俩都是较早访问延安的人。她们俩不喜欢呆在一起，并为了博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而成为对手，但她们都经常见到毛，毛也喜欢有她们作伴。
后来又来了王安娜，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女郎，在欧洲嫁给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她到延安几天后，有一次正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院子里喝咖啡，突然，毛闲逛过来，加入她们的谈话。当他得知王安娜有一个儿子时，马上问道：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色的呢？”
王安娜略感意外，解释说她的男孩是黑头发、黑眼睛。然后，毛问得更细：“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这真有趣”毛泽东道，诡秘地一笑。“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紓紟矠
１９３７年春，史沫特莱到延安的第一天，她半夜去拜访毛，后来她描写道：
我……掀开一个窑洞的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木桌上面点着一支巨烛，巨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有补钉的大衣。那人个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们移动了脚步，并且大声说：“欢迎欢迎”接着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很长，也很敏感，就像女人的手一样。我们互不说话，互相打量着。他的脸又黑又长，莫测高深，前额宽阔而高，嘴唇女性化。他是一个审美大师，且不说其他方面的造诣。实际上，他身上的女性气和洞中阴暗的景象令我不安，心里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敌意……
后来，史沫特莱发现：
最初令我强烈地感受到的那种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心灵的孤独。朱德受爱戴，毛泽东受尊重。最了解他的人很少喜欢他。他的灵魂独存，并且使他孤独……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可以等待、观望许多年，但最终他要为所欲为。紓紡矠
第2部 奋斗第11章 延安（4）
第一次见面后，毛经常去史沫特莱的窑洞，史沫特莱和伍莉莉合住一个窑洞——伍莉莉被史沫特莱选作自己的翻译，被说成是延安惟一一个有永久的窑洞住的女孩。
史沫特莱回忆说：“我们３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一次他还问我是否爱过什么人，为什么爱，爱对我意味着什么。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紓紣矠
在许多方面，毛的个人品格并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访问中对这点很有感触：
“在个人意志服从群众意志达到迷信的地方，毛显然是个个人主义者。抽烟在共产党人中被视为缺乏个人纪律的标志，受到劝阻，但毛从不间断抽烟。保安人大多数天一亮就起床了，而毛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中午以前很少能爬起来……
“毛的大多数追随者都留着普鲁士式的短发，而毛却讨厌理发，头发留得很长……与周恩来等其他人的清洁、机智和军事忍耐力不同，毛走路时没精打采，肩弯背驼，像个老农。我给他和林彪照检阅军校学员的相片时，我看见毛的敬礼最是无力。周恩来是直接对着你的眼睛看你，无论你说什么，他总是显出渴望你相信他的样子。毛是侧着头看人，等着他的话产生效果，他的逻辑被理解，一副怀疑的神态。表面上看起来心不在焉，实际上这是毛为了掩饰他那始终警觉而富于联想的头脑而戴的面具。”紓紤矠
但斯诺也正确地看到了毛作为党的领袖的积极成分：
毛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能回忆得起来多年以前与人谈话的日期，客人的姓名，谈话的确切内容和事件的细节。他领导很有艺术，不是采取明显的方式，而是采取间接、微妙的方式。他经常同各种委员会的成员磋商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试探他们的意见，然后把人家的看法和自己的看法统一起来。他先跟他们一一进行个别谈话，等到他确信意见一致时，方说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结论。他自信命中注定要当领导。但是，他待人接物很随便，不装腔作势。他对于忠于他的人开诚相见，因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对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也宽宏大量，反对他的人会渐渐失掉影响。但他们不会像斯大林的个人对手那样遭到大规模清洗和肉体消灭的命运。紓紥矠
毛开始更经常地处理对外事务，并反映出他在党内新的卓越才能。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５日，他在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信中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眼前有着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紓紦矠几个星期后，他又致信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埃尔·白劳德，称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又有一批外国客人来访问他，想了解他对当时国际问题的看法。除了斯诺和史沫特莱外，他在陕西的初期阶段，还会见了欧文·拉提摩尔、Ｔ·Ａ·比生、詹姆士·贝特兰，以及瓦列特·克特茜—玛尔克丝。克特茜—玛尔克丝小姐对中国政治并不太了解，所以最初和毛谈话时出现了一些紧张气氛。
“你听说过我什么吗？”毛问。
“当然只听说过正面和反面的宣传。”这个英国女探险家回答说。
“哪些正面的宣传？”
“说你人特好，你正在改善大批中国人的生活，你不会犯错误。”
“那你听过哪些反对我的宣传？”毛又问。
“说你血洗了许多市镇，把８岁以下、４０岁以上的人都杀了。还说你是土匪，是流氓。”
克特茜—玛尔克丝记得，说到此时屋里所有的人都不作声。当她的话翻译出来时，椅子背后、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的士兵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她说话时，毛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她。
突然他笑了，“不，午饭我不吃小孩肉。”寒冰也随之消融。
第3部 大权在握第17章 虎口取食（1）
1949—1951
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脑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要同斯大林和解。这对他来说是极为棘手的，因为他目前所处的显要地位主要不是靠遵循苏联模式赢得的。但是现在，身为中国的第一位共产主义统治者，他必须去莫斯科与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握手言欢。无疑，他希望斯大林能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加入共产主义行列这一事实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出发，忘记过去并赞同翻开历史上的新篇章。
毛非常清楚斯大林对他的不信任。１３年后，他回忆说，当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①
到１２月份，毛第一次准备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一位同僚已先他抵达那里。显然，他的这位同僚正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巩固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东北地区的地位。这个人就是高岗。高曾经在长征结束时把毛迎入陕西并使后者免于磨难。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即１９４６到１９４９年期间，高作为东北的领导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东北紧扼通往苏联的中国铁路，而且它的重工业对共产党人极为重要。高后来宣称：“我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则是井冈山上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据此，可以说。高正把自己看成可以取代毛的领袖人物。高并没有公开谋求毛的党的主席职位，但却千方百计想攫取刘少奇的书记处书记职位和周恩来的总理职位。所有这些恐怕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毛后来说：斯大林非常喜欢高岗并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小汽车。赫鲁晓夫记得克里姆林宫曾收到过高岗提供的有关北京领导人情况的许多材料，他说：“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②
１９４９年７月，就在毛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个星期前，高岗率领一个独立的贸易代表团，作为“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先于毛同斯大林签订了一个贸易协订。
据后来陈毅的一个报告的译本说，高“从苏联邀请专家，派学生去苏联。事后才敷衍性地要求中央政府同意”。直到１９５２年，高的东北甚至还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③
所以，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去莫斯科时，对他以前的朋友和救星的作用心存疑虑。当斯大林把他当作心腹朋友时，毛一定感到很意外。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苏联大使关于毛与高岗争论的报告交给毛，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④接着赫鲁晓夫自己解释道：“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秘，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