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在一次美军空袭或者中国飞机坠毁的过程中，岸英牺胜了。用江青的话说，毛得到的这个消息给他们的个人生活蒙上一层“深深的忧郁”。
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年都在平壤以中国人的悼念方式在岸英的坟墓上放置花圈。因为据说后者的遗体“应朝鲜人民的要求”从未运回他的故乡。
朝鲜战争打断了毛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的进程，同时也给蛰居于台湾并随时准备反攻的国民党以巨大的鼓舞。此时已得到美国全面支持的国民党对他们刚刚撤离的大陆加倍地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１９５１年，毛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领导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违法者、歹徒的运动上面。所谓“三反”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运动和后来的“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以及对倔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都是在这个时期展开的。
正是这些运动，和土改一起导致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５月，毛发出指示，在犯有最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当中，大约１０％至２０％的人应处以死刑。而这仅仅是最低限度的数字。这些人应当包括“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
其他人尽管犯有死罪，但应处以较轻的刑罚，“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紒紤矠
与此同时，毛的妻子正逐步介入他的政治生活。５０年代中期，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她在文化部的电影筹划指导委员会里谋得一席之地。几个月后，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并能就此向毛证明她是其思想的合格的捍卫者。这个机会就是电影《武训传》的上演。武训是１９世纪的著名乞丐，他攒钱投资创办学校以便让穷人的孩子受到教育。电影对他进行了称颂。于是江青抱怨说，《武训传》是在鼓励人们去做一个胆小怕事的规矩人，而不是去做一个彻底的激进的革命者。负责文化事业的共产党官员、江青在上海的岁月里的宿敌、现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没有理会她的意见。毛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她离开了毛。
一连数日，她没有在毛的房间里露面。最后，毛去了她的书房，而她正在全神贯注地搞她的研究。毛不高兴地说：“原来你仍在忙这个。”
江告诉毛，她想去山东武训的家乡以收集更多的材料。毛反对这样做。尽管如此，江青还是用假名去了山东并胜利归来，因为她搜集的材料表明，事实上，武训后来变成一个地主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者。毛最终信服了，并帮助她写了一些报告。毛自己也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第3部 大权在握第17章 虎口取食（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紒紥矠
１９５１年末，江青隐姓埋名去中南地区帮助搞土改。应其要求，毛送给她一件大衣，以备冬季之用。而且，他还与同事们一致同意，她应辞去作为毛的秘书长和电影局局长的职务。据说，这是由于她生病的缘故。紒紦矠
江青胜任政治或文化领导工作的才能，没有给毛的许多同志留下印象。
１９５２年底，因为抱怨肺疼，她第二次出访苏联进行治疗。苏联外科医生做手术检查她的肺，结果未找到丝毫的病象。接着，她又一次被送往雅尔塔，在那里她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青霉素治疗。只是到了１９５３年秋，她方获许回国，但仍需医治。
据江青说，斯大林对毛的建议之一是，他应该出版他的著作集。实际上，这是必然的。１９５０年毛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便开始修改和编辑他的手稿的工作，对这些手稿毛希望作为财富加以保存。修改的原因很多。显然，他需要改正其早期著作中存在的明显的理论错误。其次，在遵义取得党的领导地位以前，毛表达的某些思想也要加以充实，它们曾经一度为党所摈斥。
同时，毛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公开的把柄，以防政治对手攻击他在１９３５年以前不服从党的领导。最后，在５０年代初期，减弱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理论权威的否定程度，对毛是有益的。
出于上述考虑，在修订过程中，通过增、删和各种各样的改动，对原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一位西方的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得出结论：“在对照原版检查以前，你不能把任何一个句子看作与毛实际上写的完全一致。”紓紛矠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第２卷于１９５２年４月，第３卷于１９５３年５月相继面世。此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１９６０年９月，第４卷才出版发行，而第５卷则是在他死后问世的。
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只依靠旧黄历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的著作，比如他的《两种策略》，我们就不可能解决１９５０年以来所出现的新问题。如果只有１９０１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便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十月革命前后所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等。
列宁死后，斯大林有必要写《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来反击反革命分子保卫列宁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出版以便跟上时代的需要。紓紜矠
要进行系统的考察，就应该判断出混杂在毛的著作中的大量中国引语。毛是写给中国人而不是西方读者看的。据统计，毛著作中的所有参考资料，２２％源于儒家思想，１２％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１３％是中国传奇或纯粹的文学作品中的东西。换句话说，他的引语的几乎一半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仅有４％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２４％引自斯大林，１８％引自列宁。
这反映了毛自身的读书种类。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会有选择地读书的人。一位在４０年代初访问过延安的俄国人评论说，毛只读旧式的包罗万象的典籍、古代哲学信条和旧小说，漠视西方的经典，蔑视所有的非中国人的著作。这个评论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不着边际。毛对书籍的矛盾心理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告诉参加某次会议的同志们：如果一个人尽相信书本里说的，还不如什么书都不读好。他非常喜欢说：一个人“书读得越多越蠢。”这句台词在几个场合中都被提起过。
“选集”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呢？毛的一位亲俄的同事强烈地批评了他的哲学文章。他声称，这些文章中包含着严重的理论错误是“反唯物主义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和方法论错误是“反辩证法的，与科学的方法论极端矛盾的、诡辩的”。就毛的《辩证法唯物论提钢》一书来说，它有那么多的错误和幼稚的议论，以至于任何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读这本著作时都要“笑掉牙齿”。紓紝矠
毛公开承认，有些同志说“我甚至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接着，他进而表白自己是怎样在实践中而不是在课堂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以前我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后来我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书本里，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于是开始改造我的思想。但主要是在过去几年里，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我才得到改造。如果我想进一步改造，就必须继续学习，否则就要落在后面。”紓紞矠
“选集”里有许多具有特色的主题。比如，实用的中庸之道——中国人的一种典型行为方式。内战末期，毛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建议便是一例。他说：“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紓紟矠
贯穿于“选集”中的另一个思想是，不稳定和不平衡是正常的。毛在一篇文章中讲：“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必要害怕浪潮；人类社会就是在无数的‘浪潮’中演进的”。紓紡矠毛用一句话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平衡、静止和统一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不平衡、变化和对立则是绝对的和永恒的。”紓紣矠
毛的“选集”中还存在着民粹主义的思想痕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紓紤矠所以，任何共产党领导人都要同群众保持联系并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群众是公平的，他们不会否定我们的成绩”。紓紥矠
同时，毛关于阶级的思想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一个关于阶级问题的指示里，他写道：
……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紓紦矠
这样一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便可获准进入成员杂沓的“人民”俱乐部。这个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