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便可获准进入成员杂沓的“人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为他们提供优良的行为样板，让他们转变思想。然而，无论你转变与否，思想毕竟是个抽象的东西。最后，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许多最亲密的同志的欺骗。
毛从未能使自己喜欢上知识分子。１９６８年，他向来自大学和工厂里的受过军事训练的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青年革命者——红卫兵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最不文明的。我认为朴实无华的士兵是最文明的。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又明显地接受甚至颂扬生活中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内省不疚。”
６０年代初他写道：我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能动的和自由的意志了。他坚信主观力量改变客观现实的能量，坚信主观意志的威力。在１９３８年的一本小册子里他已经写出了这一点。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客观事实……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术……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純紛矠
上述思想和更多的其它思想一齐收入“选集”，以展示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一贯性和系统性。这几乎就像古代学者整理孔子及其他圣人的教诲一样。毛泽东思想被描绘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取之不尽的理论宝库”。一首小诗写道：
毛主席的书是宝库，总有取之不尽的珍贵财富。
一字值千金，
读了心里红彤彤。純紜矠
毛对自己的智慧结晶有时是很谦虚的。他说：“《毛泽东选集》，有多少是我的？它是用鲜血凝成的著作……毛选中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純紝矠
除了发到中国的几乎每个党员和非党员手里外，“选集”还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由于中国人做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因而导致《时代》在毛７０寿辰之际发表了一篇评论，称毛是“中国的思想之王”。一位年轻的非洲来访者曾经告诉毛，“您的著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更加易懂。……您的著作写得很通俗。”毛的著作中有常识性的内容和维多利亚式的带有塞缪尔·斯迈斯思想印迹的关于自立的道德说教，也有哲学论辩和进行革命的策略，这些一直激励着他的人民。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７０寿辰庆祝大会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第3部 大权在握第18章 挥鞭（1）
1952—1954
至此时，尚没有一位国家元首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对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表示敬意。直到１９５２年９月，在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泽登巴尔才来到北京，成为第一个访问人民中国的国家元首。令人感到惊讶不解的是，苏联人并没有率先做出这种表示，这或许是因为钢铁般的斯大林正在走向他生命的终点。１９５３年３月，这位苏联的独裁者和领袖病逝于莫斯科，北京的毛泽东写了一篇出人意料的而又明显言不由衷的悼念文章。悼文中说：“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①
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是第二个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他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晤。至少这是对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一种表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是印度的尼赫鲁，他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尽管几年前，毛泽东还打电报给印度共产党表示良好的祝愿。在电报中，毛泽东告诉尼赫鲁的国内对手说，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人，“……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羁绊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②在１９５３年夏季朝鲜战争停火期间，尼赫鲁证明了他所领导的印度真正地独立于当时世界任何阵营之外。
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在１９５２年夏天的一个讲话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③在１９５２年，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这笔战争开支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但它确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证明了中国人能够战胜美国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美国虽然在“武器上是强大的，但是在道义上得不到支持，是弱小的”。
在１９５３年２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包括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民主，他要求他的听众去反对政府官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这一思想最终导致了１４年后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一场动乱——文化大革命。他说，官僚主义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日益滋长，“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④
显然，毛泽东正在制订一些新的模式和法规，试图以此去训练他的党。为此，他请求党外人士监督和批评那些没有能按照他的要求和思想去做的党员干部。在党内，他对这些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用他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断地打扫灰尘，使房间保持清洁和卫生。
但是，实际上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逐渐发展成为党内的一种与毛泽东相悖的异己力量。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中国人民进入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阶段，这是迈向集体化的第一步。然而，刘少奇，这位毛的助手却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然后才有可能使土地有效地变为社会所有。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最早见于１９５１年夏天，后来这一讲话被红卫兵视为与毛泽东路线相对抗的证明。刘少奇在一个批示中说：“有些同志认为，农民依靠互相帮助和合作就能够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社会化，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⑤刘少奇的这一批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显然这是对毛泽东大力号召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迅速推行合作化的回答。到１９５１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加快组织农村合作社的建议。至此，刘少奇不得不做出让步。
毛泽东发表讲话公开指责刘少奇，他严厉地说：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⑥
之后，毛再一次批评他助手的保守主义，并促使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更进一步加速国有化和集体化进程。
１９５３年８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党内领导干部中的稳健派，主要是刘少奇的门徒薄一波，薄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在税收系统，薄一波主张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因此被认为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指出，薄一波的“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薄一波的错误不是孤立的，毛泽东强调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在这篇讲话的最后特别提出了在以前会议中没有被写进决议中的党的有关纪律，并要求全党遵守这些纪律，保持谦虚的作风。他要求说：
“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⑦
１９５３年夏季以前，毛泽东对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著名的非共产主义哲学家梁漱溟持赞赏态度。梁是一个进步的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后他积极从事农业改良和乡村建设、乡村自治。１９４５年，他积极奔走，致力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以避免内战再起。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