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强调说，这种进步要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他说：
“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要不得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
“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⑩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正式举行。毛做了惊人的自我掩饰，这反映出因为他的“小跃进”的失败而导致了威望下降，这也是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影响的结果，为了使中国党避免目前矛头指向斯大林的党的那种公开批评，中共领导人设法向人民表明在中共党内没有个人崇拜。毫无疑问，到了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７个年头，人们对毛的性格和行为特征已经感到有些厌恶，对毛的崇敬和热爱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彭德怀，这位在中共党史上和毛的资历几乎相同的军人，有可能也是毛的批评者之一。他提出，在新的党章中，应该删去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它是在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上写入党章的。
彭后来解释说：“我反对个人崇拜。”
刘少奇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建议，说，“删去这些条款大概是比较好的。”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辩解道，应当更合理地分享党的成功的荣耀。他说：
“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紒紜矠
这是第一次把毛的名字与集体领导联系起来。毛泽东本人一定会回忆起几年来他避开同事们，在合作化运动中所做的努力，难道他会接受他的同志们的暗示，同意服从集体领导的原则，并改正他的错误吗？毛在讲话中，则强调与非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他对国际事务的阐述比有关国内情况的阐述赢得了更多的掌声。
之后，毛责成刘少奇在八大上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在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中共八大的另一内容是，毛决定从领导第一线退下来，让他的高级幕僚们去处理日常事务，实现他们在权力继承方面的要求。这是效法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所进行的领导班子的变动。修改的新党章，其内容之一是在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这当然是毛安排的。党的书记处也得到重组和加强，以便能在没有毛的情况下有效地工作。邓小平出任党的总书记。
这些变动给出席八大的代表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毛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至高无上的人物了。在解释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时，刘少奇对代表们说，在１９４５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了，“即使我们不谈它，每个人也都清楚。此外，一个人如果总是重复某些事想要人们经常听到它，这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效果。”
对毛的尊敬正在消失。毛肯定十分不满地意识到，他的同僚，特别是刘少奇和彭德怀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公开讲话中，程式化地重复他的名字和思想了。难道他们只是要进行一场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吗？或者他们真的讨厌他了？毛花了许多年冥思苦想这一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经济情况的报告，强调避免急躁和冒进的必要性，指出国家财政极限不应受到忽视。毛和刘对１９５６年夏天专家们强烈提出的“减速”要求一度颇为恼火。但在八大上，他们服从了省委书记们的意见，后者是支持周恩来和这些规划的制定者的。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匈牙利事件爆发。在此之前，毛对波兰人要求从莫斯科得到更大的自主权表示理解。当米高扬和奥哈布分别代表苏联和波兰前来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７周年之际，毛向他们谈到了这些观点。并为波兰抵制米高扬的批评进行辩解。随后，他又给奥查波写了一封信。此信对于推动波兰领导人支持自由主义的哥穆尔卡处理波兰问题，可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毛的态度强硬起来。当刘少奇飞抵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讨处理办法时，他经常请示国内的毛。
第3部 大权在握第20章 夜鹰（3）
赫鲁晓夫回忆道：“刘与毛的电话联系毫无问题，因为毛像只夜鹰，总是彻夜工作。不管刘提出什么，他总能同意，……”紒紝矠
１１月，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就面临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开始对经济政策提出全面的怀疑。他说：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
毛要求在决定国家年预算之前组织更充分的讨论，“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他暗示了专家们对政治家，比如他自己，所应持有的态度。他说：
“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都是举手，……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哪个长，哪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我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
毛强调必须提倡勤俭节约的口号：
“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毛转而谈到国际背景，以及在中东和苏联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毛的观点是，“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了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
最后，毛谈到了“大民主”的问题——即更多的言论自由，这预示着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他谈道：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河南一个地方因为修飞机场，强迫农民搬迁，事先没有任何商量和适当的安排。农民们抱怨道，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毛批评道，“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毛同样对他的同事们阻止１００多名学生乘火车从南方到北京告状表示不满。他说：
“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毛低估了卷进各种不同镇压运动的人数。前几年，四百多万人受到审查，其中３．８万人——占总数的１．２％被确定为反革命，其中５％被错判，因为根据的是“主观臆想，而不是客观事实”。紒紞矠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邀请干部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４个小时。他始终抽着烟，烟气在他头上缭绕着足有一英尺高，他说：
在过去的几年运动中，群众和干部都有段难过的日子，我们应当给他们一个喘气的机会。他们应当有机会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意见。我认为听取这些意见，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知道党和非党人士有摩擦，所有党组织中都存在这个问题。我希望每个人都公开地表达意见。言者无罪，不会有人受处罚。
毛说：“我们必须让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