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他有条有理地给对谈者分析，提出要点，作出结论。他的话并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启发人，再往前进，再往远处大处着想，你有什么疑问他只要一谈，便会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了办法。”
另外一个记述毛这段学校生活的人总结说，毛在会上“从不轻易表态”，无论是主持会议还是一般发言——最突出的是他从不作冗长、离题而混乱的讲话。如果他旁边的其他人开始辩论，甚至吵起来的时候，毛都静静地用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他的生活方式是清教徒式的，他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一个人如果过不了金钱与女性这两关，这个人就不值得一谈。他的朋友都说他不轻浮放荡，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自己的操行和知识从不感到满足。
但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并不意味着他就有了领导别人的公认的才能。他的老师徐特立后来说：“毛在学校里并没有特别显示出领导才能，他具有一种谦恭的气质……。”
十年后，当毛被敌人通缉追捕时，他的家人在后院焚烧他留下来的所有书籍和笔记，有人从“灰烬里”救出了毛的一本作了注释的课本和一本他自己的笔记本。这本９４面的笔记本写了一万多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公元前１４世纪两本诗集的手抄本。
另一部分是道德和文学课的课堂笔记，可能是１９１４年记的，内容有先秦的哲学、楚辞、汉赋、拿破仑、恺撒、福泽渝吉日本明治维新的倡导者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日本的人以及自然科学。
从这本笔记本反映的几个主题可以看出毛在那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状况。一个是他自己的雄心，这是从他无限的自我中心论发展起来的。笔记中说：“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毛指出古代的仁人志士“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毛解释说，这样的人毒蛇螫手，他必断腕。
毛评论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从毛自己写的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毛就自己的行为对家庭的影响有一种社会犯罪感，可以看出他是在为他后来抛弃自己的家庭进行辩护。从笔记中当然也看出毛的使命感。
贯穿笔记的第二个主题是强调刻苦力行的重要性。笔记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又说：“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他特别痛恨的是懒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⑩
此外毛还注重精细。“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紒紜矠
那本留存下来的加了批语的教科书是弗里德里希·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这门课是毛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最后两年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由杨昌济教授的。在这本约十万字的书上，毛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等等符号。毛根据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大加赞赏，给了满分１００分，还写上“加５”。毛对此非常骄傲，一个朋友说，毛为此到处向人夸耀。
第1部 引弓待发第２章 守规矩的学生（3）
毛特别反对个人的压抑，他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紒紝矠
杨昌济教授曾一度以“长沙的大儒”闻名，他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最深。毛后来评论，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紒紞矠
杨曾在国外留学十年——先在日本，后到伦敦大学，最后到爱丁堡大学，拿了哲学学位。他回国之前在德国一所大学研究康德；成为塞缪尔·斯迈尔恩、Ｔ·Ｈ·格林和康德的忠实信徒。那些到欧洲“镀金”、到日本“镀银”的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数钻营从政做官或办实业，而杨先生却选择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当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培养青年人才。
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和进化论者，杨特别热衷于将思想付诸个人实践，实事求是。他非常相信意识对物质的操纵作用。他特制了一个澡盆，每天早晨都在澡盆里洗冷水澡，不论春夏秋冬，气候寒热。他解释说：“人必须每天做一件艰苦的事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冷水不仅磨炼意志，还能增强体质。”紒紟矠但杨自己也乘坐符合他身份的三人抬的轿子来来往往。
杨的学生都很尊敬他，一些学生，包括毛，在杨的伦理学课后也常到杨的家里与他继续讨论。在这种非正式的讨论中，杨敦促他们要有所作为，要争取留名后世。“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毛第一次到板仓杨家拜访时，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草鞋，步行前往。
与此不同的是徐特立。他出身农民家庭，曾留学日本，是学校惟一不坐轿子和人力车而步行去学校上课的两位教员之一。徐先生曾割破手指，在一封血书上签名，向皇帝请愿要求召开国会，这一举动传遍全湖南，妇孺皆知。
徐的坚定信念对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后来对他说：“你是我２０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紒紡矠
在长沙对毛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袁仲谦，人称袁大胡子，他教古文。毛回忆说，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我只得改变文风……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紒紣矠袁要毛从梁启超的半口语化的文体上改过来，要他改习９世纪韩愈的古文体。
毛开始听他的，但逐渐觉得袁太保守、太专制。有一次他拒绝重写一篇把袁不喜欢的句子删掉的文章。而只是原封不动地重抄一遍，袁气得把它撕了。另有一次毛刚好碰到袁在大声斥责一个工友，毛平静地说：“哪有这样恶，要这样骂人”
学校里其他教员也都帮助过毛，一个教员借给毛旧版的《民报》，另一个曾让毛暑假在他家住过，第三个和毛一起参加了共产党。毛和他的同学也相处得甚好，特别是有两个朋友不仅和他趣味相同，而且和他一样很有才华。一个是蔡和森，另一个是萧子升，人们都称他为萧瑜——毛在东山小学的老朋友萧三的哥哥。
杨教授曾经说过，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弟子中有三个最为出色，依次是：萧瑜、蔡和森、毛泽东。这三个人并不都是同一年级的，但年龄和兴趣都很接近，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被称为“三杰”。
蔡和森来自湘乡，上学前是放牛娃，他高而瘦，两颗门牙突出，意志坚强，很固执。尽管他缺乏“首创精神”，但他对他的朋友说，他想书写人民大众而非帝王的历史，他想统一中国的书面语和口语。整个２０年代，直到１９３１年就义前，蔡和森在中共党内一直是毛最亲密的盟友。
在１９３１年第一师范与第四师范合并的第一天，第一师范的萧瑜好奇地打量着从第四师范来的学生。和第一师范不同的是，第四师范没有统一的校服，穿得五花八门。
“有个‘新兵’”，萧瑜后来回忆道，“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裤，鞋子破旧，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紒紤矠“他的脸部生得相当大。但眼睛却既不大也不锐利，看起人来也是直楞楞的。毛的鼻子扁平，典型的中国鼻。耳朵长得倒是很匀称，嘴相当小，牙齿白而齐。这一口好白牙使毛笑起来相当有魅力，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他不真诚，他走起路来很慢，两腿合不太拢，摇摇摆摆有点儿像鸭步。他坐下或站起来的动作都是慢吞吞的，而且他讲话也很慢，但无疑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紒紥矠
他们三个人在第一天就认识了，因为他们各自的家乡离得很近，但他们结成朋友只是因为该校有每周展出优秀作文的习惯，萧瑜和毛泽东的文章好几次都从各自的班里挑选出来参加展出。因此他们都读到了对方的文章。
萧瑜后来说：“这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字迹。他的笔画粗重，总是把字写到格子外。”
后来毛自愧地对萧瑜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三个字得占两个格子。”
萧瑜当然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毛也很拔尖，但他主要是作文写得出色，他的作文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作文好就是好学生，所以毛算是好学生。紒紦矠
“他的记忆力很强”，萧三后来回忆说，人们“说出一个地名，他会立刻说出它在中国的哪个省，或在某一外国的具体地点，在对地理进行特殊研究的同时，他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历史——抓住事件的要点，收集广泛资料，但并不扯到题外。这种孜孜不倦地获取知识很久以来就是毛泽东的特点。而他不遗余力的学习和研究终于使他成为一个博学者。”
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的几个月后，毛才得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和萧瑜面谈，他们偶然在走廊上相遇，毛站在这个高年级同学面前，用英语打招呼：“密斯脱萧。”当时在学校里，学生们用英语交谈很时兴。”
“密斯脱毛”，萧瑜也客气地回答。
“你在第几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