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程度上，有着所谓的农民工人。他们在最科学和健康的条件下，既可在田里耕作又能在工厂干活。这种安排很适合一些季节性工厂，还可以根据季节和装备进行连续的生产。另外，还可以通过更细致的管理，消除其季节性。对任何特别问题的彻底研究都会是这样进行的。
周期性的萧条是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大得似乎难以控制。除非全部进行重组，否则它们不可能完全被控制，但企业中的每个人可以很容易地为他自己做些事情，这些事情一方面可以造福他的企业，一方面也帮助别人的企业。福特公司的生产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好时期或坏时期。不管条件如何，一直都运行得很好，只除了在1917年至1919年，工厂转产生产军用物质。1912年至1913年被认为是停滞时期（虽然现在有人称其为“正常时期”），但我们的销售量翻了一倍；1913年至1914年也是个停滞时期，我们把销售量增加了1/3；1920年至1921年据说是历史上最萧条的一年，但我们卖掉了125万辆车，也就是1913年到1914年的“正常时期”的5倍。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秘诀，它像我们别的企业一样，都是应用一种原则的注定会来的结果。这条原则可以被应用于任何企业。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保留地支付每天6美元的最低工资。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高工资，再也用不着监督了。工人一旦能合格生产——这就看他自己的工作愿望了——他马上就能获得最低工资。我们把预算的利润都加到了工资上，现在支付的工资比战后的繁荣时期更高。但就像我们一贯做的那样，我们是根据工作付给他们报酬的。工人工作的努力由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虽然一天的最低工资是6美元，大约有60％的工人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6美元不是平地而是最低点。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繁荣的基础。进步不是由一系列特技推动的，每一步都需要控制好。一个不思考的人是不可能指望进步的。再说繁荣吧。真正的繁荣时期是，绝大多数的人们全部能得到生活所需，并体会到舒适这个词的每一种含义。衡量着繁荣的是大多数人们的舒适程度，而不是生产厂家的银行收入。企业主的功能就是为这一舒适作出贡献，他是社会的工具，只有当他管理他的企业是为了给社会以越来越低的价格提供越来越好的产品，同时为那些与他的企业相关的工人提供根据他们的工作支付的越来越高的工资，只有这样他才能服务于社会。一个企业主或任何企业中的一员，以这种方式并且只要用这种方式就能找到他存在的合理性。
我们对统计学和经济学家关于繁荣和萧条周期性发生的理论并不太在意。他们称价钱高的时候为“繁荣时期”。一个真正的繁荣时期是不能根据企业主给产品所定的价格来加以判断的。
我们也并不太在意词的组合。如果货物价格高于人们的收入的话，那么就把价格降到低于人们的收入。一般来说，产业被认为是以生产为始、顾客为终的过程。如果哪位消费者不买或者买不起企业主想卖给他的东西，那么企业主便指责消费者并宣称企业的情况很糟糕，这正像把车套在马的前面，使它痛苦不堪地走着它的路。这难道不是胡闹吗？
是生产者为消费者而存在，还是消费者为生产者而存在呢？如果消费者不想买——或者说他买不起生产者所提供的货物，这是生产者的错还是消费者的错？还是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如果没有任何人有错的话，那么生产者就不必再做这一行了。
第二部分第5章 好企业为什么不常有？（2）
但是什么样的企业曾以生产者开始而以消费者结束呢？那些使车轮运转的钱是从何而来的呢？从消费者那里来，这是肯定的。一个生产者的成功只有建立在有能力提供消费者所喜欢的物品的基础上。他可以用质量来吸引，也可用价钱来吸引，消费者最喜欢的是质量最好而价钱最低的物品。任何一个人如果能以最低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最高质量的物品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成为产业的领导者，不管他生产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必然的。
那么为什么要一筹莫展盼望着好企业呢？你要做的只是用更好的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把价格降低到购买力之下。
降低工资是最容易、最草率的对付这种形势的方式，更不用说这是一种不人道的方式，它实际上是把企业经理的无能转嫁到工人的劳动上面。只要我们明白这点，每一次萧条都是对每一位企业家的挑战，要他更多地把脑子用于他的企业，通过管理来克服别人用降低工资来克服的困难。把乱减工资放在一切之前，这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如果真正的问题一开始便抓住了的话，便不再需要降低工资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迫切的实际问题是，在调整的过程中有些人将遭受损失。除了那些有东西可损失的人之外还有谁能损失得了呢？但“承受损失”这一表达相当容易引起误会。实际上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这只是放弃一些过去获得的利润以便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不久之前我和一位五金商人在一个小镇聊过。他说：“我预计为我的存货承受1万美元的损失。但是，当然，并不是真的损失那么多。我们五金商人有过不少好日子。我大部分的存货都是以高价买进的，但我已经卖完过几次货并从中获利了。此外，我说的我将要损失的1万美元并不是我曾有过的那种美元。它们是某种方式的投机的钱。它们并不是买100％货物的那种好美元。因此，我的损失虽然显得巨大，但它实际上并不大。与此同时，我能够让我们镇的人们继续建筑他们的房子，不会因五金货物的价格而受限。”
他是个明智的商人。他宁愿少赚一些钱，让他的业务能继续进行，而不是为高价囤积货物去阻碍他的社区的进步。像这样的人是镇上的财富。他有着一个聪明的头脑，能够从他的存货中做调整，而不是降低他的送货人的工资，从而降低他们的购买力。
他并没有就地把持着他的价格，等待时机好转。他认识到了那些似乎被普遍忘掉的事情——业主的一部分职能便是不时地损失一些钱。我们得承担我们的损失。
我们的销售量最终和别的货物的销售一样跌了下来。我们出现了大量的库存，以那些库存的材料和零件的成本价算，我们的车不能以低于我们所定的价格出售。但这个基于企业考虑的价格比人们能够或想要出的价格高。我们决定承受我们该承受的损失，我们降价处理了1 700万的库存——宁愿承受更大的损失而不愿工厂停业。那是根本没有选择余地的事情。
这从来就是一个从事工商业的人的选择。他可以直面损失并向前发展他的商业活动，他也可以停业不干，承受无所事事的损失。那种停业不干的损失一般来说要大于实际损失的金钱数额，因为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恐惧会把积极性消耗掉。并且如果关门太久的话，他不会有足够的精力再次开业。
等待着企业情况的改善是没有用的。如果一位企业家要行使他的职能的话，他必须把他的价格降到人们愿意出的程度。不管情况如何，总会有一个人能够也愿意为生活必需品而出的价格。并且如果有这种愿望在的话，这种价格能被满足。
通过降低质量或短视的节省——这只能引起劳工们的不满——是无法实现的。它没法通过四处糊弄而实现，只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并且，当所有的企业都被称为陷入萧条时，企业界的人士应该把这看做是对自己头脑提出的挑战。把注意力集中在价格上而不是集中在服务上，这点可以肯定地表明，这种企业家是不能为他作为业主的存在提出公正的理由的人。
这是用另一种方式说销售应该建立在真正的价值的自然基础上。这真正的价值就是一件产品中凝聚的人的精力。但是这一简单的公式并不被认为具有“企业味”，它是不够复杂的。我们有的是这样的企业，它们获取大多数人类的诚实劳动，使它们成为那些精明的投机者的手中之物。这种投机者能人为地制造食品或其他某种商品的短缺，并因此刺激社会的需求焦虑。我们得到的是错误的兴奋，然后是错误的麻木。
经济的公平经常被无心地违背。你可以说是经济条件使人类成为其所是，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人类使经济条件成为其所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是经济体制决定人类存在的论断。他们为那些我们看到普遍存在人类身上的错误而指责我们的工业体系。我们还会看到其他的人说是人类自己一手决定了他自己的状况。如果说经济、工业、社会体制是糟糕的话，那它只是人类自身罪恶的反映。我们工业体制的坏处是人自身的坏处的反映。企业家们迟疑着承认，目前的工业方式的错误，至少部分是他们自己的错误的系统化和扩大化。如果把这个问题摆在与他不那么密切相关之处时，他是完全能够看出这点的。
毫无疑问，如果人类天性中的弱点更少的话，那么，从中成长出的将是一个缺陷更少的社会制度。或者，人类天性比其自身更坏的话，将由此产生出一个更坏的社会制度——虽然也许一个更坏的制度不会像目前的这一个一样持续得那么长久。但是没有人宣称人类是有意地建立起一套错误的社会制度，毫无保留地认定一个社会制度的所有缺陷都是来自于人自身的缺陷，这并不能推断出他是有意地组织他的缺陷并把它们建成制度。我们得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无知，我们得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幼稚。
看看我们现行的工业体制，在最初时候，并无迹象表明它将会怎样成长。每一个新的进步都受到欢呼，没有人想到过“资本”和“劳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