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海的大船，将急切的西方人载往灿烂的东方。在北部海域，特别是在七世纪六十年代新罗国消灭了百济国和高丽国之后，航海技能和海上贸易主要掌握在朝鲜人的手中。来自战胜国的使臣、僧人和商人，还有来自被征服国的难民，都大批地云集在了唐朝境内35。朝鲜的船舶通常是在黄海北部沿岸航行，以山东半岛作为登陆的港口。这条航道也是从肥前出海的，来自日本的船只航行的正式航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七世纪未期，即日本与新罗国交恶时为止36。在八世纪时，日本人为了躲避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但是到了九世纪时，事实已经证明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宁愿搭乘更安全的朝鲜船，经由山东到达淮河河口，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唐朝船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38。虽38。虽然新罗船只在这些水域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文化上完全仰仗唐朝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的商船也时常来往于北方的海域39，就如同唐朝政府在山东的登州为新罗使臣设置了客馆一样40，唐朝也为渤海国的使臣专门设立了客馆，为他们提供膳宿。总而言之，朝鲜人在北方水域占据了多数，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唐朝境内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侨民团体，他们生活在楚州和涟水这样的城镇里—这些城镇位于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得到了唐朝的慷慨的保护，而且也象其它外国人一样，享有某种形式的治外法权41。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朝海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来进行的。经由南中国海的贸易决定于海洋季风的周期性转移。从广州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东北季风到来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启航离开广州的42。东北季风也是使距离唐朝以西数千里之遥的，波斯湾大港的商船启航的季风，甚至在由唐朝启航的商船离开广州之前，从伊斯兰地区出发的商船就已经动身上路了：如果他们在九月或者十月离开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话，就可以及时驶出波斯湾，而顺风的冬季季风将带着他们跨越印度洋，此后就能赶上六月多风暴的西南季风，西南季风会带着他们从马来亚向北跨越南中国海，到达他们在中国南部的目的地。东、西方的共同规律是“冬季向南，夏季朝北”43。 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期间，印度洋是一个安全而丰饶的海洋，各国的船舶都蜂拥而至，聚集在了这里。这时的阿拉伯海得到了伊斯兰政权的保护，尤其是阿拔斯朝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位于波斯湾上部的巴士拉之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东方贸易的繁荣44。巴士拉是一座阿拉伯城市，也是距离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可是当时最大的船只还不能驶入巴士拉。另一个重要的港口是位于巴士拉以下，坐落在波斯湾头的，波斯古代港口伍布莱。在所有的港口城市中，最富庶的城市是位于海湾的波斯一边，处在设拉子下方的西拉夫城，西拉夫的繁荣完全要归功于东方贸易。直到977年被地震摧毁为止，西拉夫城一直在海湾贸易中占有主要的地位45。西拉夫城的主要居民是波斯人，但是也有一些阿拉伯潜水采珠人和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或者阿曼，将要乘船前往印度和唐朝的商业冒险家46。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起来造反的非洲奴隶掠夺了巴士拉和伍布莱，使得海湾与远东地区的贸易大大衰退，而此后巴士拉的衰落，对于海湾与远东的贸易来说，就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47。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船与海路（2）（图）
陶船 东汉 明器 高16、 长54厘米 1954年广东省广州市先烈路出土
这件陶船船首有碇，用于船只的停泊。船后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尾部。它不同于近代的舵，还保留着由梢演变而来的迹象；但比梢短，比一般河船的舵则长些。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上的重要发明，这是现知最早的例子。陶船上塑有6个人物，分立各处作操作状。如按陶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真船可长达14—15米，载量约有“五百斛以上”。此外甲板上还布置有6组矛和盾，说明这是一艘有武装保护的内河航船的模型。 七世纪到九世纪时，许多国家的商船都是从这些港口启航的，所有的商船上都配置了说波斯语的水手—因为波斯语是不同母语的人在海上商业贸易中相互间通用的一种混合语48，这就正如同粟特语是中亚陆路商业贸易中通用的混合语一样49。在驶出海湾进入印度洋的途中，商船会在阿曼的马斯喀特稍事停留，然后驶入印度洋；有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铤而走险，前往海盗出没的信德沿海港口，或者是直接出发去马拉巴尔50，然后从马拉巴尔到达锡兰。锡兰也被称做“狮子国”或“红宝石岛”，商人们可以在锡兰购买到宝石51。从锡兰起，海路向东通往尼科巴群岛，在这些岛上，商人或许能够与独木舟中那些裸体的野蛮人交换椰子和龙涎香。然后，他们将在马来半岛靠岸登陆—据认为，登陆的具体地点是吉打州。此后，商船从马来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前往黄金大陆（Suvarnabhmi）—传说中的东印度群岛。最后，他们将转而向北进发，在湿润的夏季季风的驱动下，驶向河内或者广州，甚至取道前往更北部的沿海港口，进行丝绸贸易52。 在唐代，中国沿海的各港口中挤满了远涉重洋，不远万里而来的航海商船，唐朝人对这些商船庞大的体积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将这些航海船舶称做“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师子舶或者是“婆罗门舶”，在所有的称呼中，“波斯舶”是最常见的一种称呼53。但是，我们还无法断定，唐朝的商船是否也从事过前往西拉夫的漫长而危险的航行。中国的大型航海船的出现是在若干世纪之后，即在宋、元以及明三朝54。在唐代，前往西方的唐朝行人大多都是搭乘外国的货船。当九、十世纪的阿拉伯作家谈到“停靠在波斯湾港口里的中国船”时，他们说的“中国船”，其实是指“从事与中国贸易的商船。这种说法与我们现在说的“Chinaclipper”55和“EastIndiaman”56所代表的含义是一样的；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将肉桂和檀香木称做“Chinese”57，则是因为他们是从距离中国不远的地方，或者就是从中国的船上得到这些货物的58。同样地，汉文古籍中出现的“波斯舶通常必定也是仅仅指“从事与波斯湾地区贸易的商船，这些船舶上使用的一般都是马来或者泰米尔船员59。 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在唐代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中，最大的商船是来自锡兰的师子舶。锡兰的商船长达二百英尺，可以装载六百人或七百人，许多船只还拖着救生艇，并且配置了信鸽60。独桅三角帆船是在波斯湾地区建造的，这种船形体较小，装备有三角帆，船身是葡萄牙轻快帆船的那种样式。独桅三角帆船是用原木板的边与边相接而做成的61，木板不是用钉子钉在一起，而是用椰子皮壳的纤维加以缝合，然后涂上鲸油，或者抹上一层象黑漆一样的，可以凝固的中国橄榄树脂，这样就可以防止船体漏水了62。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队与陆路（1）（图）
大食旅行者陶俑 唐代 明器 高27厘米 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大食商人高鼻、深目、浓眉、络腮胡，穿翻领皮毛褊衣，腰束带，系一小香囊，手拿水罐，背着沉重的行李。唐代的丝绸之路连接中国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诸国。在丝绸之路上，许多波斯、阿拉伯人、技艺人前往长安，此俑生动再现了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人形象。 东方各地的财富也经由陆路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车装，或驼载，或马运，或驴驮。东北诸民族以及朝鲜的物产通过森林地区和辽阳平原（这里是东胡各民族与原始蒙古部落生息的地方）向南到达渤海湾沿岸，然后运抵位于高山和大海之间的狭长走廊上的长城尽头，即地势险峻的战略要地卢龙（意思是“黑龙”）城。原来这里有一条叫做“渝水的河流，但从唐代以后它就消失了。卢龙城不但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边防要塞，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税征收地63。 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直可以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从玉门关向西，有两条道路可供行人选择，这是两条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商队经过的地区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正式的路径，只能以倒毙的行人和驮畜的残骸作为前进的标志。由敦煌通往吐鲁番的那条骇人的道路就是如此。从敦煌到吐鲁番途中要经过白龙堆（所谓“白龙堆”就是古代罗布泊遗留下来的盐壳），白龙堆是一片地地道道的荒漠，不仅穿行极其艰难，而且沿途还有妖魔出没，所以商队宁愿取道伊吾（即今哈密）64。这样就可以躲开白龙堆，向北绕道抵达吐鲁番65。从吐鲁番起，旅行者可以向西穿过西突厥的地面（即天山北部地区），也可以越过西南方，进入天山南部地区，继续通过库车以及塔里木盆地其它的绿洲城市西行。当时从敦煌出发，另外还有一条与敦煌至吐鲁番的道路平行的道路。这条道路叫做南道。南道沿着神秘的昆仑山脉的北缘西行，然后到达和阗和帕米尔66。这些道路之所以能够通行，完全是靠了巴克特里亚骆驼的特殊长处，这种骆驼不仅可以嗅出地下的泉水，而且还能够预告致命的沙暴： 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预以毡拥蔽鼻口。其风迅，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致危毙67。 除了以上道路外，另外还有一条陆路商道，这条道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