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桥横跨汴河，街市在桥的两端相望，人们熙熙攘攘往来，车水马龙，与桥下繁忙的水运相呼应。 大运河的开通以及扬州的繁荣都应该归功于隋朝统治者的努力，但是大运河与扬州的兴盛时期却是在八世纪时才到来的。随着八世纪唐朝人口与物质财富的惊人增长，黄河流域的农耕地的出产已经无法满足两京以及北方其他城市的需求了，这样就不得不从长江流域将谷物运送到北方。这些新的需求使古老的运河系统承担了原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压力。开元廿二年（734），唐朝政府想出了一种补救的办法，这就是从扬州到长安的途中，沿途在一些要害地区设立粮仓。每当大运河无力承担繁重的转输任务时，就可以将粮食妥善地贮藏在这些粮仓中，从而避免了货物运输的延误和阻塞，杜绝了粮食的腐烂和被盗，而且也使得稻、粟等谷物可以安然地换载与运河河道宽度相应的船只。由于采用了这种新的方法，就保证了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但是，日益增多的来自遥远的南方的奢侈品的运输量，大大加重了运河船只以及唐朝新的中继转运系统水道的负担，这一点是当时所始料不及的，或者说当时至少没有公开提倡这种做法119。象牙、龟甲、檀香木等珍贵货物在漕运船上堆积如山，而这些漕运船最初则是计划用来装载粮袋的。 不过当时的漕运船上的船师以及船上搭载的游客对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并不知情。如果他们不愿骑马或乘车的话，便会驾船离开扬州，顺着运河前往北方和西北地区，一路上对围着漕运船游来游去的一群群鸭、鹅大加兴叹120。在途中，他们可能会与盐院的船只擦肩而过—船上像雪一样洁白的盐粒在阳光的照射下晶亮闪光；也许他们会在繁华的睢阳和陈留城停留歇脚—这两个城市当时是外国人，尤其是波斯人的重要居留地；到了汴州（即开封），他们也许会顺路去看看城里的拜火寺121—开封城当时有五十多万人口，但是这时它还没有具备以后将要获得的大都市的殊荣。最后，旅游者终于到达了唐朝的东都，即洛阳古城。在唐朝境内游历的外国人，或者是在唐朝定居的外国人，都愿意集中在像广州、扬州那样的，充满生气的南方商业城市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乐于聚集在历史悠久的北方城市中。北方的大城市既是政权的中心，也是贵族的渊薮。在北方的大都市里，那些庋藏丰富的藏书家，或者是冲锋陷阵的武士的社会地位，都要比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地位重要得多。作为唐朝两大都城之一的洛阳，其地位仅仅次于长安，在全国位居第二；而就其人口而言，洛阳有一百多万人口122，也是唐朝的第二大城市。洛阳城有着使人景仰的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它一点也不比长安逊色。洛阳古城与它西面的长安城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是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气氛。洛阳城还是武则天女皇的“神都”123—到了十一世纪时，洛阳就发展成了中国最辉煌、最美丽的城市，而唐代的洛阳则正在朝着这个方向顺利发展。洛阳有宫殿、亭园和大批官员。洛阳还以它特有的新鲜的水果、美丽的花卉，带有彩色图案的锦缎、精美的丝绉布以及各式各样的陶瓷制品而著称于世124。南市是洛阳的一个巨大的市场，南市的占地面积达两个街区（即“坊”）。在这个市场里，有一百二十个分类经营商品的集市或街，整个市场包括数千家单独的商店和货栈125。对于居住在洛阳的外国人来说，洛阳城里有平时奉祀外国神的寺院，在这些寺院中有三所是拜火寺，从而证明了波斯移民的存在126。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7）（图）
清明上河图（部分） 张择端 宋代 长卷 绢本 设色 纵24。8、横528。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张长5米的杰出画卷捕捉到了和平时代中国人的繁荣城市生活。宋朝都城汴京位于华北平原的中心，是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喧哗的大都市。市区街景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四周是纵横交错的街道，街道两侧是发达的手工工场，这里的美食和夜生活也闻名遐迩。街上行人摩肩接踵，往来不绝，男女老幼，士农工商，无所不有。图中所绘了开封的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其中。路边有商店、茶馆和各种小吃，而那个三层楼的饭店可以提供更为精致的饮食（中部）。一对驮着当地物产的骆驼正通过12个主城门之一而离开宋朝的都城，城门上是华美的城门楼。城墙之内商业繁荣；一位为人代笔者收费为人写信，而一位顾客正在试验一个弓箭商人所售的弓的柔韧程度。在画的右下角，一位理发师正在为另一名顾客刮脸。 天宝二年（743），唐朝在西京长安以东兴建了一座人工湖，这个湖其实就是一个货物转运潭。唐朝人喜欢说的一句俗谚叫做“南舟北马”，但是在这一年，以马代步的北方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船只都汇集在了这个转运潭里，船上满载着税物和各地被指派向朝廷进献的土贡—来自北方的红毡鞍鞯，来自南方的略带酸涩的红橘，来自东北的，用粉红色丝绸作为缘饰的毛织物以及来自西方的深红色的绛矾。所有的货物都被换装到了小斛底船上，“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履，如吴、楚之制”127。这里就是那条从广州开始，通往唐朝最大的都市长安的，绵绵不绝的水路的终点。长安城的纳税人口将近二百万人，其数量相当于位于这条漫长的水道和运河网络另一端的广州城的纳税人口的十倍。与长安的人口数量相适应，居住在长安的外来居民的数量也相当庞大128。长安城的外来居民的成份也与广州港的外来居民有较大的差异。长安的外来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广州城里的外来居民则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但是在长安和广州两地都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萨宝”这个官职来监管他们的利益129。萨宝（）的字面意思是“商队首领”。 长安城有东、西两个大市场，每个市场里都有许多集市130。东市坐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131，这里没有西市拥挤，环境比西市安静，场面也更奢华；西市则更嘈杂，更大众化，暴力事件也更多—西市是处决犯人的地方132。此外，西市的外国货也比东市多。每个集市都被货栈所环绕，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商品种类和一位首脑（行头）。依照唐朝法令的规定，每个集市都要陈列出写明其专营货物名称的标志。大多数外国商人都来到西市，陈列出自己带来要出售的商品。当通过西市时，你会看到一排排的屠宰市、金属器皿市、衣市、马市、丝绸市和药市133。八世纪中叶以后，茶叶商人特别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新的饮茶风尚并非仅仅在汉人中流行，据说，来到长安的回鹘人在办事之前，第一件事就是驱马前往经营茶叶商人的店铺134。这些嗜茶者的同胞—回鹘高利贷商人，在西市的胡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数负债累累的汉族商人和挥霍无度的衣冠子弟，将他们的土地、家俱、奴隶甚至祖传的纪念遗物，都当做现金担保典当给了回鹘高利贷者。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当物价飞涨，人人都陷入债务中无法自拔时，这些放债人简直被看成了瘟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回鹘人135的傲慢无礼也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位回鹘人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刀杀死了一个商人而遭到拘禁，回鹘行头居然未经唐朝官员审理而将他非法营救了出来136。唐朝人对回鹘高利贷商人的反感越积越深，最后在文宗开成元年（836），唐朝政府明令规定“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与蕃客钱货交关。137回鹘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行为，是引发九世纪中叶排外运动和迫害外来宗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8）（图）
中国的茶
茶在公元3世纪就在中国的南方被当做饮料，而在中国北方的贵族培养起对它的兴趣以后，在唐朝时成为真正的全民族的饮品。从好的瓷杯中啜饮可以加重这种饮料的绿色。唐朝的鉴赏家们将烹茶演变成为了一种复杂的仪式，不仅传遍全中国，还远至日本。但是大众对茶的喜爱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沸水冲茶的功效，据信对长寿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使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在8世纪的上半叶从4100万增至5300万。 但是，长安城里的居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追寻安慰，从而在寻求慰藉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债务。例如，他可能会参加收入丰裕的佛寺中举办的各种大型的节日活动、舞会以及戏剧演出等。这样的佛寺遍布长安。佛寺举办的这些新奇的文娱活动最初可能起源于印度和突厥斯坦的佛教国家。这些活动不仅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而且还可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138。如果是没有家室的市民，则他可以在位于东市与宫城之间的平康坊的妓女中寻找到另外一种慰藉。平康坊有许多娴熟音乐、舞蹈而且又善解人意的妓女，只要向妓女的“鸨母交纳一千六百文铜钱，就可以与妓女一起共度良宵139。享有父辈荣耀的贵族子弟，或者是将科场功名作为通往仕途的惟一途径的少年文士都会轻易地因这些妩媚动人的妓女而深陷爱河。如果这些风流客又兼有一些文学才能的话，他们就会用自己写的情意缠绵的诗歌或者是悱恻动人的传奇故事来取悦那些明艳照人的妓女140。沿着长安城东面的城墙，由“春明门”往南的一个住宅区141里有许多酒馆，在这些酒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