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出于自愿，我们知道在九世纪时，有许多外来居民已经在唐朝境内生活了四十多年，而且他们全都有了妻室儿女170。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外来居民都有义务服从专横的隔离法令，只是由于另外一些较为宽松的法令，才使这种情况部分地提到了缓和—这些法令允许唐朝城市中的外国移民选举他们自己的首领，而且在移民之间可以根据其本国的法律和习俗处理诉讼案件171。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进贡
一旦普通商人得到官方的允许，获准在唐朝的市场上进行贸易，他就可以在其同胞中住下来，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了。但是，代表外国政府来唐朝的使臣与此不同，尽管他们的主要兴趣可能是在商业方面，或者说至少是为了有利可图地交换珍贵的物品，可是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却不得不去应付那些等待着每一个进贡国代表的豪华场面，这样一来，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就当然地承担了进贡国的义务—虽然这些使臣即使是在与好友私下密谈时，对此也是佯作不知。但是也有一些属于例外的事例：当萨珊王室的末代后裔卑路斯来到长安，寻求唐太宗的保护和帮助时，我们无法猜测这位逃亡的萨珊王子究竟为唐朝皇帝带来什么象征性的礼物，或者说他究竟向唐朝皇帝进献了怎样的表示臣服的象征物172。但就一般情形而言，使臣大多都是普通政客、国王的近亲、高僧大德，或者干脆就是由商人充任的。一般来讲，这些人对于俯首称臣这种事情是不太在乎的。那些路途遥远，但又希望促进与唐朝之间的贸易的国家，往往宁愿请求其友好邻邦的使臣代表他们出使唐朝，而不是派遣本国的使团。婆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贞观四年（630），婆利国派了一位使者带着本国的方物，随同林邑使团一起到唐朝朝廷进贡173。 外国使臣到达唐朝都城时，必须携带正式的国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合法的特权。外国君主如果想求得唐朝的帮助或保护的话，就得上表乞请，乞请的物事或是金带锦袍，或是一名作为常驻顾问的汉官，或是一部汉文经典著作，或者是乞求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在所有的乞请物事中，外国君主最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一种精美的袋囊，他的使臣可以用这种袋囊盛放官方符信174。这种符信是一种铜制的鱼形符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是一枚铜鱼的一半。对于每一个与唐朝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唐朝政府都给它们分发十二枚这种被分作两半的铜鱼。每枚铜鱼都按顺序编号，并且刻上了接受铜鱼的国家的国名。“雄”的一半保留在唐朝宫廷之内；“雌”的一半赠送给“进贡”国。派往唐朝的使臣将鱼符放入锦缎袋囊中，他携带鱼符的顺序号，应该与他到达长安的那一月的月份相符合175。如果他带来的一半鱼符与唐朝保留的另一半契合，他就会得到与唐朝政府规定提供的权利和优惠相一致的接待。例如，外国使臣的粮料供应，就是按照该使臣所在国的距离远近比例来配给的。所以天竺、波斯、大食等国的使臣可以按规定分配到六个月的食粮；来自尸利佛誓、真腊和诃陵的使臣也有四个月的食粮；而来自与唐朝边界相邻的林邑的使臣则只能得到三个月的食粮176。即使是大国的代理商也不能轻易取得优先的待遇：例如在肃宗乾元元年五月壬申（758年6月11日），回鹘与黑衣大食的使臣携带“贡物”同时到达唐朝宫廷，他们为了优先进入宫门而相互发生了争执，为此皇帝专门发布了一道诏令，确定了他们进入宫门的礼仪，即允许双方使臣同时经由左、右门进入皇宫177。 长安城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设有一座城门，每个城门附近都备有客馆，当外国外臣最初到达长安时，就先在一所这样的客馆中临时安顿下来178。从这时起，外国使臣就在鸿胪寺官员的指导下进行活动179。鸿胪寺是唐朝设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官署，它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唐朝皇室成员的丧葬事宜和接见、款待外国的客使180，而且鸿胪寺还起着搜集有关外国资料的情报交流机构的作用，这种职能与鸿胪寺的基本职责相去甚远，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尤其是对于军队的决策人物来说，却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外国使臣刚刚到达长安时，政府就会派一位兵部的特殊代理人来会见使臣。讯问其本国的山川、风土状况，然后再根据使臣提供的素材绘制成地图181。伟大的地理学家贾耽在八世纪曾经担任过一段鸿胪寺的长官。据说贾耽非凡的世界地理知识，就是从他本人会见来访的外交使臣时得到的182。 在外国使臣滞留唐朝期间，最重大的时刻就是受到皇帝接见的那一天。在这种场合，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唐朝统治者赫赫威严的气派和凌凌逼人的权势在外国使臣心目中留下深刻的映象。如果使臣官高位尊，有资格参加冬至那天为属国藩王召开的大朝会的话，他将会发现自己面对着召见大殿前的左右厢排列的十二列仪仗卫队—其中有刀手、戟兵、矛兵、弓手等等。每一列仪仗卫士都披着艳丽夺目、色彩各异的大氅，而且每一列队伍都有相应的旗帜—鹦鹉或孔雀羽毛做的三角旗，或者是刺绣着野驴和豹子的旗子，或者是刺绣着其他象征勇敢的动物的旗帜。即使是官职卑微的使臣，在平时接受召见时也可以看到当番的皇室禁卫军。禁卫军的卫士分作五仗，其中有四仗身穿猩红衫，头戴东北雪雉尾羽装饰的帽子，而第五仗则穿着刺绣着野马形象的战袍。所有卫士“皆带刀捉杖列坐于东、西廊下”183。这种浩大的场面使外国使臣茫然不知所措。在按照唐朝的规矩实行了跪拜礼之后，使臣们亦步亦趋地走上前来，将贡物陈放在召见大殿前。然后使团首领走近御坐，在陪同他的唐朝官员184的低声指点下，向皇帝致意，说“某国蕃臣某敢献壤奠”185。皇帝继续庄严端坐，缄默不语，由有司官员以皇帝的名义接受礼物，并且从使团随员手中接纳作为贡物的赠礼186。作为对奉献纳贡的酬答，进贡国国王及其使臣将会在唐朝政府中得到一个徒具虚名，但却十分荣耀的官衔。这样他就名符其实地成了唐朝天子的封臣，而唐朝政府也会赐予他们丰厚的“俸薪”187。当尸利佛誓188国王向唐太宗贡献了象征性的贡物之后，唐玄宗随即宣布了对其特许的权力的认可，并且宣称“……嘉其乃诚宜有褒赐，可遥授左武卫大将军，赐紫袍金钿带”189。 外国使臣以自己本国君主的名义接受了这些殊荣之后，就被引导出殿。这时他就可以享用比较轻松的宴飨，以洗去旅途的劳顿。八世纪初期的一位日本使臣就曾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皇帝在召见之后下诏说： 日本国远在海外，遣使来朝，既涉沧海，兼献方物，其使真人莫问等，宜以今月十六日于中书省宴集190。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1）（图）
仪仗队列 唐代 壁画 高223、宽281厘米 陕西乾县乾陵章怀太子墓 1971年发掘
墓道东、西壁绘仪仗队各十人，这是东壁的画面。除为首的统领外，其余九人，分为三组，皆戴头巾，着圆领黄长袍，腰间佩带箭、弓囊和剑，脚穿黑靴，其中一人举旗，整齐壮观。 上面我们讲了唐朝接待那些带来奇珍异巧的异域人的方式。这些奇珍异巧就是唐朝的贵族阶层以及模仿贵族者梦寐以求的物品。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191，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当时有些人物对这种新的观念感到痛心疾首。例如诗人元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八世纪末年写道：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咸、洛是指长安（诗中用已经废弃的，长安的前身咸阳来代指长安城）和洛阳两座都城。在唐代，这两座城市是胡风极为盛行的地方。 胡风的盛行波及到了语言文字领域，唐朝有些汉人是懂得突厥语的193。当时有一部供正经学者使用的突厥—汉语词典194，而且在唐朝的一些诗歌中，也表现出了突厥民歌对唐诗诗体的影响195。有许多虔诚的佛教徒还学习了梵文。但是对于其他一些外语，如高丽语、吐火罗语、吐蕃语以及林邑语等语种的学习是否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还不清楚。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2）（图）
彩绘戴帏帽骑马仕女泥俑唐代 通高46厘米 1973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206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仕女上穿桔黄色低圆领短袖襦，下穿蓝、棕色相间的竖条纹宽松式裤；白肤红唇，头梳高髻，戴垂纱帏帽，纱笼娇颜，半遮半露，骑着一匹红马潇洒地出游。帏帽原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出门防风用的实用性帽子，传到中原地区后成为贵族妇女出游的时尚性装束，在唐初十分流行。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却越禁止越风行，以至“则天之后，帏帽大行”。 唐朝两京的风尚尤其注重效仿突厥和东伊朗人的服饰。在唐代，当男人及女人出行时，特别是在骑马的时候，都戴着“胡帽”。七世纪上半叶时，贵族妇女喜欢一种带着包头巾的外衣，这种将帽子与面纱连接在一起的衣饰当时称做“幕离”。其实这是一种类似披风的衣服，它将面部和身体的大部分都遮盖了起来，这样既有助于傲慢的贵妇人隐匿身份，又能够避免粗人闲汉好奇的窥视196。但是到了七世纪中叶之后，端庄淑静的风气日渐衰退，而长面纱也在这时被“帷帽”取代了197。帷帽是一种带有垂布的宽边帽，这种帽子的垂布只是下垂到肩部，甚至可以将脸露出来。帷帽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