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8年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差不多一年后，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去了11个月。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让我看菜园子。夜里4点起，满天星斗，柱着一个竹杆，淌着过膝的水，到一个大湖堤上。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菜地的情况。当时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站在堤上仰望东方，见启明星亮了，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太阳一点一点出来，充满了一种希望。当时我看到这个景象觉得十分特别，我突然对自己有了一种信心，觉得自己的前途也会象早晨的太阳一样充满了希望。天亮后我被换回去，走在路上突然碰到一个同志对我说，队部让你去一趟。当时我心中咯噔一下，不知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误，害怕。去了队部，头头对我说，北京工作需要你，要调你回去。我当时一点都不敢相信。接着头头又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可以不劳动了，你收拾东西吧！愿意那天走和我们联系。我一听这不是一步登天嘛！到总部去拿公函，走在路上晃晃悠悠的象在梦里，连人家给我打招呼也听不到了。公函拿到一看，天哪！是周总理办公厅给湖北军区司令的书电，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至今我还保存着专电的复制件。由此我一下又从黑人变成了红人。在回北京的路上，连服务员都给我配好了。那是1970年9月5日，这是我的纪念日，是周总理调我回来的。当时我一点也不知怎么回事，外面风传我和周总理有联系，这不是胡说吗！我一个小民当时那能和周总理联系上呀！”
我被周汝昌大起大落的经历弄得目瞪口呆后，面对眼前的耄耋老人，我问了一个十分坚锐的问题：“您今年已是82岁的高龄了，你是怎么看待生与死这个问题的？”
“我希望多活几年。不是贪生怕死。像我这样一个又聋又瞎的人积累一些学时很艰苦。刚积累了一些东西，人刚成熟，理解认识刚开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结束生命的时候。这是人类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我认为人应多活几年，只有这样才能给后人多做一些贡献。我对生命的理解是一个综合性的，主要是精神智力，而不是纯自然的生命。其实延长一个纯生理的生命是无意义的，因为任何生命都是靠生命来维持的。动物的弱肉强食是靠弱小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人类也一样，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生命。米、麦、豆、蔬菜以及一切植物的根、茎、花朵都包含了生命力。肉食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动物的生命。这是很残酷的。你的生命是靠无数的生命来延续的，认为自己的生命宝贵，其它生命就该结束，这是最自私的认识。所以说活着就要做贡献，否则你是在浪废生命。说到我自己，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特别是我现在耳聋眼瞎的。我现在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完的工作，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于死我还没有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为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做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做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
黄苗子：笑面人生一对夫妻书画合一
黄苗子的笑是比较著名的。著名传记作家李辉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苗子爱笑，郁风也爱笑，笑得清脆，笑得爽朗，永远乐观的人。乐观的人总是微笑着面对一切，美好的，快乐的，甚至苦难。微笑的人眼睛里没有阴影，哪怕心里有过阴影，微笑的人眼是在发现美，哪怕丑恶环绕在身边。微笑的人，在大自然，在现实生活中感受美丽，因为他们有艺术家的心灵，有艺术家的热情。他们微笑着面对一切，他们微笑着用艺术充实生命，这样，艺术也就成为了他们生命的景象。”
黄苗子已是88岁的耄耄老人了，说到黄苗子就不能不提郁风。这一对老夫妻风风雨雨几十年，一个书，一个画。他书中有她画配；她画中有他书和，书中有画，画中有书，成为中国美术界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
在采访黄苗子时他让我欣赏了他和郁风合作的一幅作品。画是郁风的山水，由黄苗子题书，整幅作品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我说：“书和画在中国美术中合一的，你们一个为书，一个为画，正巧又是一对夫妻，从艺术到生活，你们是如何配合的？”
黄苗子说：“在中国四、五世纪就提到书、画同源。也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一个源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用的都是毛笔，这一点外国人不太一样。工具都是相同的，用笔的方法也通，都是讲线条讲气韵的，用墨、用纸都是一样的，它的来源也通，都是从美的感受出发。中国画是半抽象画，不象西洋画是很工细的。这种半抽象和字的来源一样，汉字象形文字。郁风的早年是画西洋画的，后来受父亲郁华和叔叔郁达夫影响，从西洋画转向中国画。郁风后来觉得中国画表达人的情感更细致。不过郁风的中国画已不是传流意义上的中国画了，从构图到色彩都有了西洋画的特点。我的书法也不同于传统的书法，有自己的风格，也受到了西方及现代的影响。因为一个现代人不可能没有现代的感受。我对现代书法没有反感。”
“也就是说你们的文化观念是相通的。”
“是的，但是我们各有各的风格，我画中国画和郁风的完全不同。我多一些传统，她多一些现代。”
“你们俩在事业上是一对很好的合作者，在生活上又是一对夫妻，这就有别于一般传统的中国家庭了。在中国如果先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么妻子肯定要为此牺牲的，而你们一起成功了，你能谈谈其中的诀窍吗？”
“这也没什么诀窍，主要是我们的艺术观点和观念比较一致，这一点是我们结合的基础。我们结婚后她画的多，我画得很少，我是在六十岁之后才完全把心思放在绘画和书法上的。最早我是搞漫画的，三、四十年代我和叶浅予、丁聪在上海一起画漫画。”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郁风？”
“我认识郁风是在漫画俱乐部。当时她也画一些漫画。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多岁，在艺术上有共同语言。”
“就是说在漫画俱乐部产生了你们的浪漫故事（笑）。”
“（笑）是的。”
“两个搞艺术的生活在一起，日常家庭生活是如何处理的？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你们的家务肯定要自己做，谁做的多？”
“文革之后，我们从监狱里放出来后，郁风要上班，家务活我干的多，经常买菜做饭的。这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必须要解决这些家务事，她解决不了，只有我解决了。家务活大家分着干干就完了”。
“那么你做饭是不是她就要洗碗（笑）？”
“那不一定，哈哈――有时候她忙，我不能让脏碗老摆在那里不管呀！”
黄苗子的笑十分有感染力。他的笑使昔日的苦难荡然无存。黄苗子和郁风在艺术上互相影响，在家庭生活中相濡以沫，简直是珠联璧合。可是在文革中他们又是互受牵连的一对。在1957年黄苗子因“二流堂”被划为右派，1958年他被发配北大荒去伐木。黄苗子曾笑着打趣说，扛木头我不怕，我个矮，重量压下来先由高个子扛着。黄苗子被划为右派之后，郁风受到了牵连，每一次批判都少不了的，无论怎么革命都逃不脱当过国民党官太太的烙印。文革时，黄苗子和郁风曾坐牢七年，原来只是江清一句话，说郁风是特务。郁风是特务黄苗子当然也受牵连了。
我问：“当时让你们坐牢告诉你们罪状了吗？”
黄苗子又哈哈笑笑，说：“当时有人突然向我宣布，奉命逮捕。我问犯了什么罪，对方回答说你犯了什么罪自己最清楚，你等着吧，绝没有好下场”。
“就这样你被关了7年，一般的受迫害最多是下放到“五七干校”，你却真正坐了牢。”
“直接关进监狱听起来当然严重，但可以少挨一点打，这反而因祸得福。当时我和郁风是一起关进去的，同在一个监狱互相却不知道。”
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黄苗子那颗热爱生活的心都没有变，他总是笑着面对强加给他的苦难，在发配北大荒时，他居然在居住的马架子前开辟了一个小花园，把挖来的野花全都培植起来，并用树根木段做了桌椅，大家能坐在这个小花园里呼吸春天的气息。可是这一切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花园被捣毁，黄苗子受到批斗。
黄苗子说：“在那时候连刑事犯都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政治犯。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才是敌我矛盾”。
“现在说起这些挺滑稽。”
“是呀！现在终于熬过来了，有好多人没熬过来，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呀。我这一生做过苦力，当过囚犯，什么苦都吃了。”
“现在对这段历史你有何感想？”
“没有什么感想，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一个知识分子逃过去，要是没有挨过整才奇怪了。”
“解放的时候为什么不离开大陆呢？”
“刚解放时爱国所以不想离开大陆，当时国民党也太让人失望了，虽然我当时是国民党的官，但我却不愿和国民党走。”
“当时你加入国民党了吗？”
“我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我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做了大官，有花园洋房，上、下班有车接送。”
“你是一个书法家，当时学的也不是财经，怎么在财政部当了官呢？”
“这是因为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