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认为文革中整人的人应该出来道歉吗？”
“是应该道歉，可他不道歉又能怎么办？别说他们了，日本人在中国干了多少坏事，至今还不道歉你能怎么办？你还能出兵打嘛？当然不能”。
“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痛苦的事很多，过去了也就不痛苦了。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文革后夏衍见了我，握住我的手说，苗子呀，我对不起你。在国民党时期，我们经常来往，替他做一些事情。解放后我从香港回来，他做了工作。后来我在文革时挨整，他可能认为和他有关，如果他不劝我回来，我也许就挨不了整了。文革中他自身难保，他的腿都被打断了。”
“你一生最喜欢的事是什么”？
“我喜欢看书。”
“你最留恋的是什么？”
“我以前住团结胡同，我收藏了不少书，这些书确实值得留恋。可是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哪还有时间看那么多书。我下决心把一千本线装书都捐给了香港大学图书馆。我还有一批拓片，够一个人一辈子研究。没办法，孩子没有一个是搞这个专业的，也捐给了香港大学图书馆。该捐的都捐，走后一身轻，干干净净。”
张中行：绝不宽恕小民要活
在燕园曾经住着四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四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四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九十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记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八十五岁上才分到房子。这是套极普通的三居，张先生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半新着，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们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们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个过程他用了至少五分钟……我一直随他身后，心下发紧，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我问；“那么你躺在病床上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先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的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你怕死吗？你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你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你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你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至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份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份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了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如果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时呢？”
“小民没有义务承担这些责任，作为老百姓，也就是小民来讲，不管是谁统治，大家都要活。你不能要求小民在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你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既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二）》。说的是1947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纠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改一开始村子被围了，一个也不让出，如果不出去被纠出来就可能被当成地主打死。张中行的妹妹刚生一个女孩，有残疾，便把孩子狠心按在水缸中淹死，慌称埋孩子混出村。张中行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要活不成，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张中行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就是生活之道。本性由天命而来，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
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在病中。“死亡”也许是他最忌讳的话题。可是他谈得是那样坦然，那样深刻。我想只有把生与死彻底悟透了的“得道高僧”才会有如此达观的心态。
张中行：绝不宽恕文人多情
我问：“在死之前你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象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你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你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是情人，你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你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你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你这样看中男女之情，你认为男女之情靠得住吗？是不是主张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了怎么办？”
张中行认为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是求安定，自然对于人的要求则是传种。由自然的本性来讲，雄性都是多妻的，雌性则不然。比如，一群鸡中，雄鸡总是追逐雌鸡。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这是上帝所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如你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上帝造出这样的人，你竟然不动心？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得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大家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却偏偏爱上了侄女。还有一首诗：“昨夜梦中多少恨，……停车不系相慰问。”很有感情。
“在你23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你的影子，你认为呢？”
“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参不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谦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