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罄，日本侵略军也正一步步向华北推进，很多单位开始南迁。我当时都想好了，到最后没钱了，我个人筹钱也要挖。”
“你当时怎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我着迷了，根本没有想别的，至于升职称、评院士连想都没想过。”
“你虽然没想到这些，可是你却从一个练习生干成了‘三院院士’，这对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来说，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当时钻进去了，着了迷，当时他们就注意到了我，认为我是一个搞考古的奇才，所以也很鼓励我，到时候就给我升级，当时管这个的是翁文灏。他是我国地球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和奠基人，是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领导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名地质学博士”。
“你是哪一年被评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
“1994年，他们评出外籍院士必须让本人去签字。”
“你去了吗？”
“我儿子陪我去的，他们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酒会”。
“对现代年轻人来说，您是一个学习的榜样。现在每年都有大批高中毕业生上不了大学。是不是上不了大学就一辈子没前途了呢？”
“应该鼓励这些年轻人，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着急，只要是按自己的既定的目标不断努力了，你迟早会成功。这和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无关。其实一个人有才不努力就等于没才，没才只要努力就会成为添（天）才。最要紧的是实干，一个人自认为什么都懂就等于不懂。对青年人只要有一点成绩就一定要鼓励，这样他们才上进的快，做长辈的一定要用一颗爱心对他们，不要打击他们的积积性和热情。”
“如果犯了错误呢？”
“如果出了错，一定要给他们指出来，如果指出来了还不放，那就要严厉批评。批评是批评但不是打击和讽刺。我从来不赞成溺爱孩子，要严加管教。我小的时候母亲对我管教非常严，规定一不准骂人，二不准拿别人东西，如果违犯了这两条，我母亲毫不客气地会打我的屁股，那可是真打，用东西抽。”
“你认为教育孩子是可以打的吗？”
“我认为适当的体罚是必要的，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了，太溺爱，不舍得打不行，其实西方国家的学校现在也还有体罚。当然体罚不能是殴打。对孩子有伤害是违法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算是开玩笑吧！你对新新人类有什么看法？”
“新新人类？是史前人类吗？”
“不，出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还会有发展”。
“这是什么人类？”
“这种人类恐怕是独生子女，他们的主要外观特证是头发为金色的，眼皮是蓝色的，嘴唇是紫色的，鞋底是加厚的，裤子是裙式的，上身是遮不住的……”
“咳——你说他们呀！哈哈……不是我的研究范围。其实这在西方国家也很少见，不知这些年轻人从哪学的。谁都看着恶心，整个是个大花脸呀！”
“他们认为很酷”。
“他们这都是表面的东西，一个人酷不酷主要看面部的骨胳。面部骨胳我有研究，黄种人有硬碗，也就是颧骨比较突出。还有就是鼻梁骨塌，外国人有一种眼镜没有腿，叫夹眉镜，他可以在鼻梁骨那夹住。黄种人的牙齿和西方人也不同，中国人门牙后有一个槽，像铲子似的。一个头骨我闭着眼睛用手摸，也能摸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由于这些骨胳的特点，人的长象就有区别了。一般说来外国人看着比较有轮廓，面部没有中国人柔和，这种有轮廓现在是不是就叫酷呀（笑）。”
“现在流行酷。”
“真不一样了，连人的长象也流行了。不过这是学不来的，光染个金头发有什么用。其实西方人还特别欣赏黑发的。”
贾兰坡：怀念野外死过几回了
“你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最高兴的就是在野外，到野外去。现在不能去了，在家写一些关于野外的回忆。很想野外。”
“你最留念的是什么？”
“钻洞。这是一件冒险的工作。腰里系着绳子钻进一个神密的洞中，让人特别激动。”
“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我是一个乐天派。”
“北京人失踪了你痛苦吗？”
“那当然痛苦。这恐怕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了。谁都痛苦，因为这不是一件个人的事。”
“对于你可能更重要吧，因为是你把他挖出来的，得而复失。”
“北京人失踪成了我永远放不下的事。挖掘北京人非常难。他本来都睡了，我们又把他从地下一小块一小块地抠起来，烤干，对接起来，成为一个头盖骨，然后又刷漆进行保护。这个过程实在不容易。可是如今他却失踪了，让我怎能放得下心。他在哪里呢？”
贾兰坡自言自语地问。仿佛丢的不是已死去了几十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而是活生生的人。可见生命在贾兰坡心中是不灭的。我问贾兰坡是如何看待生死的，贾兰坡呵呵笑笑说，对于死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已死过几回了。贾兰坡是搞考古工作的，野外是他的家，在野外贾兰坡曾出了几次车祸。所以贾兰坡说他已死过几次了。
贾兰坡说：“在内蒙出的那次车祸差点送了命。当时车子翻了个360度的跟头，车棚瘪了，车门掉了，挡风玻璃碎了，我的下身在车里，上身横在车外，嘴里叼着烟斗，戴着的眼睛飞出很远。不过那次我的头没伤，只是胸骨骨折了。当时车棚的横梁断了，断茬离我的头只差1。2毫米，只要再近一点我的头就会穿个窟窿。”
“真是大难不死呀！那是哪一年的事？”
“那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年。1988年我也差点过去，那年我80岁”。
“也是车祸吗？”
“那年我检查出来是结肠癌，需要开刀。给我动手术的是何鲁丽的丈夫，是一个医道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在动手术前我做了各方面的检查，发现我的血液非常好，不象80岁老人的血象年轻人的。大夫说手术不长最好别输血。当时大夫按着肠镜的检查结果在我右腹开了一刀，取出横结肠却没找到肿瘤。聪明的大夫想会不会记号左右弄错了，立刻把刀口缝合，又在左边开了一刀，这下找到了，切除了25公分。这样手术原来只需半小时，结果用了六个多小时，失血过多，输了800亳升的血。结果染上了肝炎。”
“输血就是不安全。”
“得了肝炎就把我送到中日友好医院了。一直水肿，从脚一直肿到肚脐眼。要打胎盘白蛋白。虽然当时有美国、日本进口的，但却不敢用，怕有爱滋病。大夫让我自己想办法，到处托人，连九三学社中央都在帮忙，最后弄到了33瓶。当时大家都以为我不回来了，我自己也没准备回家了。医院通知了科学院，也通知了家里，让准备后事，说不容易回去了，让做最坏的打算。”
“后来怎么又挺过来的？”
“躺在床上我就给自己算帐，自己一生中是否做过坏事，是否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我孝敬父母，善待儿女子孙，虽娶过两个妻子，但他们都彼此谅解了。想来想去不欠人情债。唯有遗憾的是研究课题还没完成。”
“你当时有那些课题。”
“我提出了三大课题，即人类起源的地点，人类起源的时间，人类演化过程中先进与落后同时并存的‘重叠现象’。在当时这些课题完不成，也是天命难违吧。我躺在床上给自己的人生一算帐我就踏实了。一生中没有干对不起人的事，死就死活就活吧。最危险的时候十几分钟就量一次血压，其实就是看我是不是还活着。后来慢慢好了。那年春节过后我能独立生活了。”
“快可以出院了吧！”
“我也以为快出院了，可是不久我又染上了肺炎，高烧不退。一般药退不了烧，注射先锋5号。如果先锋5号不行，只剩下先锋6号了。后来烧退了，我终于好了。这次前后住了一年多的院。出院时主治大夫、护士长、护士来了一大群为我祝贺。问我是怎么好的？我说是你们治好的，怎么问我怎么好的？大夫说这不单凭是我们的治疚，最重要的是你对疾病不畏惧，有战胜疾病的信心。”
“你当时一点也不怕死吗？”
“真不怕死，我当时80岁，人活80古来浠，都是老猫（毛）了。我还怕什么死。毛泽东那么伟大才活83岁，我活80岁就是老‘毛’了。（笑）……”。
“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病吗？”
“没什么病。”
“九十几岁了？”
“92。3岁！”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我爱北京天安门
张开济个子挺高，所以他站得高看得也远。他以一个建筑大师的眼光站在古城墙上看古都北京，他看到了绿树浓荫下的北京四合院节次鳞比，四合院横向摆开，四合院与四合院之间由胡同连成一片；胡同与胡同之间又被街道并连成一个整体。故宫、景山、鼓楼、天坛、北海的白塔是纵向的，四合院建筑群烘托着宏伟的故宫，高高的天坛，耸立的白塔，形成了一个宽阔而又平缓的天际线，这就是老北京古都的风貌。
如今，他站在自己所住的塔楼之上，看现在的北京，他看到高楼大厦隐天蔽日，“没有绿树，没有白色的水井，没有深蓝的苍穹”。 他再也看不见那宽阔而又平缓的天际线了，一望无际、一望无际……对于年近90高龄的建筑大师来说，张开济只能一声叹息。
张开济不想再看，他开始收集从古建筑、古家具上拆下来的木雕装饰，那些古建筑、古家具已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