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中，这是多浪漫的事呀！四合院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院子。这个院子是整个家庭的多功能的空间。到了夏天搭个凉栅，要结婚了搭个喜棚……”
“四合院那么好，是不是可以大量地盖一些呢？”
“保留一些过去的四合院是必要的，但大量盖四合院也没必要。四合院最大的问题是太占用空间。过去四合院只住一家人，住几家人就成了大杂院了。吴良庸曾搞了个胡同，在建筑风貌上是很成功的，是四合院的风貌。可是他把四合院搞成两层楼了，当中的院子几家合用，几家一合用四合院的优点就没有了。底层的一家连一点隐蔽性都没有了，楼下的人干什么，楼上的人一目了然。人的住处不仅仅是遮风挡雨，关键还要隐蔽，有自己私人的空间。四合院的精彩是独门独院，所以改良的四合院不解决问题。”
“北京保留一些四合院还是有必要的吧？”
“四合院要保留，一定要和胡同一起保留，相配套。最好是保留一个区域。北京最近几年对保护古都风貌很重视，这比过去好多了。”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大师对大师的评介
“中国要修建国家大剧院，请的是法国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先生，做为一个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你有何感想？”
“请外国人设计我认为没什么不好，世界上的好东西应皆为我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解决问题。法国是世界上的文化古国，巴黎是法国的中心，卢浮宫是巴黎的中心，结果在卢浮宫中心的‘中心建筑’是中国人设计的，由贝聿铭设计了一个玻璃金字塔。当时搞这个设计的时候，许多法国建筑师也反对，结果建成后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为什么呢？”
“因为金字塔的体型简洁，比普通建筑面积少，加上是玻璃的，所以放在中间不影响空间。建筑设计很重要的原则是因地制宜。”
“你认为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如何？”
“我曾经和何祚庥、叶廷芳等四个人写了个东西，对国家大剧院提了些意见。这个意见不是针对设计的，我们提出目前要不要修建国家大剧院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大剧院是一个不急之物，现在没有必要修建，讨论大剧院设计怎么样为此尚早。”
“你和保罗·安德鲁先生认识吗？”
“保罗·安德鲁先生我早就认识，他曾设计了戴高乐机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建筑设计大师。对于大剧院的设计我不太赞成。”
“你认为缓建国家大剧院的理由是什么？”
“国家还不是太富裕，还没到歌舞升平的时候，中国人欣赏歌剧的文化文平还没有达到。中国人有听戏的习惯，而中国的京剧也好，豫剧也好，越剧也好，用的都是小舞台，你现在急着修建一个大歌剧院干什么？当然，国家大剧院可以修建，但不是现在修，现在可以把钱用在刀刃上，先搞必须的基础建设，将来更富裕了再修也不迟。”
“你对保罗·安德鲁的设计不太满意的地方是那里？”
“最大的问题恐怕是歌剧院的内在结构问题，几个剧场放在一起恐怕不行，这一点我曾和贝聿铭讨论过，他也认为几个剧场放在一起没有必要。还一个就是要建也不应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
“为什么？”
“在国外一个国家的歌剧院是城市的中心，也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比方巴黎歌剧院，悉尼歌剧院等。人民大会堂那一片本来就是城市的中心了，有不少重点的国家级建筑。国家大剧院是一个主体建筑，建在那里不但显示不出大剧院本身的地位，也影响其它建筑的地位。再说天安门那一片的人流本身就十分密集，再加上一个国家大剧院，肯定要造成拥挤。可以建在另外一处，能带动所在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刚才你谈到贝聿铭，你能谈谈和他的交往吗？”
“我们是好朋友，我比他大几岁，他称我为老大哥。我说我这个老大哥只多长你几岁，成就比你差远了，你是全世界出名。贝聿铭说各人的环境和条件不同，如果你在国外情况就不同了。贝聿铭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我年轻时处在一上更好的环境，我不敢说成为另一个贝聿铭，但我相信中国肯定也会出现贝聿铭之类的大师。如果贝聿铭当年也留在中国，说不定还不如我呢！（笑）文革时期我们埋没了太多的人才。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准备出成果，文革来了，一切都搞不成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建筑业，在各所各业都是一样。”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三十元建筑的家庭
建筑大师的家是什么样的？无论你想象力多么丰富恐怕也无法想象。当我走进张开济家时着实吃了一惊。他们家象一个宫殿，各种木雕木刻作品摆满了一屋。在结束采访张开济之后，他兴致勃勃地拉住我穿廊过厅，欣赏他收集的木雕作品。这些木雕作品都是从被毁的古建筑和古家具上拆下来的。有朱红的门楣，有金黄的窗棂，有油漆的箱笼，有铜油的柜面……每一件作品都散发着古色古香的气息。张开济后来干脆打开了卧室，他说：“你看这些，这些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卧室正对着床的那面墙已成了木雕之壁，各种精美的木雕又拼成了一个巨大的图案。这时我反而被床头的一群布娃娃吸引了，我指指问：“这些也是你搜集的？”
“No，”张开济神秘地说，“这是老伴的宝贝，咱们赶紧出去，等会老伴就回来了，不让看的。”
这时不巧张开济的老伴从户外归来，她说：“你看，他到处跑马圈地，我只剩下床头的一点地盘了，连四壁都占领了，要不是看的紧，早被他占了去。”
我不由大乐。
回到客厅我问：“你搜集这些东西要花不少钱吧？”
张开济回答：“花钱是小事，现在越来越难找了，花钱也是买不到的。我不怕花钱，我有钱。我刚刚获得梁思成建筑奖有十万块奖金，我花了一万块钱给养狗的协会，一万块钱发红包给拜年的孩子，剩下的钱我花不出去。我已快90岁了，最要紧的是心情愉快，这满屋的都是我欢喜的东西。我年纪大了，活得差不多了，摆在眼前的能看见的是我的，钱存在银行里看不到不是我的。”
“你可以为了孩子留一点呀！”
“我的孩子不需要我的钱，我一个月现在六、七千块钱，他们挣得比我多。我的大儿子毕业于美国加州博格里大学，现在他是美国某银行的高级职员，已做到副总裁了。老二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建筑研究中心。所以钱我不缺，我给老伴说，你尽量花，爱买什么买什么。她也买不了什么，整天和保姆去逛商场，经常从‘家乐福’超市大包小包地往家提。钱可以用来帮助别人，亲戚朋友的孩子要念书我愿意拿出来帮助他们。前不久保姆的一个亲戚在北京没办暂住证被抓了，要罚了款才放人，挺可怜的。我让老伴取了钱把人保出来。我帮助别人是有原则的，比方朋友亲戚结婚要钱我不给，我当年结婚才花了三十块钱。结婚成家立业应当自立，有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铺张浪废不好。”
“刚才你说到两个孩子十分骄傲。他们的成才你肯定花了不少心血，你能谈谈怎么教育他们的吗？”
“一个家长教育孩子只需要在关键问题上指点指点。小时候我只带他们玩，没有怎么管他们的功课。”
“哪时候你带他们怎么玩的？”
“那时候在中国的确也没什么好玩的，我经常带他们乘公共汽车在城里兜圈子，就是溜达溜达。每一次我带他们溜达，他们都十分高兴，我也开心。我从来不管他们念书，但英文我有时候要教教他们，其它的不管。”
“他刚才说对于孩子的教育只在关键问题上指点指点，你是怎么指点他们的？”
“我两个孩子在国内大学毕业后，我坚决支持他们出国，他们俩在80年都出国了。老大学的是经济，我没让他回来。老二学的是建筑，毕业后我坚决让他回来。他留在美国只能在大学里教书，当教授，外国人不盖房子了，国内正是建筑的高峰期，一个学建筑设计的，如果不把自己的宏伟蓝图变成建筑本身，那真是白学了。所以二儿子现在有所成就，在国际、国内小有名气，这和我对他的人生指点分不开。当年我让他出去，后来我让他回来，这都是对的。”
“那他算是子承父业了。”
“是呀，现在他忙的不得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能出国还是应当出去看看，见见世面有好处。当然不是不出去就不行，但有机会出去还是应当出去。出去后回来了还是不一样，见识不同了。”
“你刚才说和老伴结婚才花了三十块钱，那么你能谈谈老伴吗？”
“我老伴当年在铺仁大学上学，她是一个通情达礼的人，所以我们一辈子挺愉快。她有七姐妹，有三个在美国，就她福气最好。”
“为什么？”
“因为她嫁给了我呀！哈哈……”
张开济的老伴在一旁说：“你又开始多话了。”
茅于轼：以直报怨以直报怨才是合理的
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为特征的，要交换人与人之间就会不断地交往。这种交往首先要平等，要讲妥协，这样才能双赢。
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这需要互相尊重、彼此妥协。我们在处理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时要发挥孔子的思想，那就是“以直报怨”。所谓“直”就是正直，讲道德，“怨”就是怨恨。当别人干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时你将如何处理？这其中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德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