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习。
“在改革中有些阶层有些人会有利益上的损害，有阵痛，过去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如今下岗了。这个时候要给他们补偿，改革是整个民族的事，不能让一部分人完全承担损失。要善安排他们，要给他们出路。当年康有为搞改革，一声令下让旗人自谋生路。当时，旗人都游手好闲贯了，怎么谋取生路，光靠救济也不行，要引导他们，发挥他们的潜力。特别是那些在改革中被抛到边缘的人和集团，要充分利用他们。世界是大家的。”
“另外，要抓教育，我们的教育还很落后。二战的日本是战败国，在一片废中，他们首先抓得是教育。韩国在朝鲜战争后也是首先抓的教育。历史上康有为他们也抓了教育，提出‘变法以人才，人才以学校为本’，建立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看看作用多大，北大现今还在为中国培养人才。”
“我们现在的改革出现的问题也不少。经济改革已搞了二十年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太滞的，这要和经济改革相配套才行。当然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要根据国情稳扎稳打。大跃进就是急躁，超美赶美，结果呢？改革要求实效，不要指标，上面一赶，下面就开始造指标，这对国家没好处。”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启蒙：从新文化运动到人文精神重铸
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如今新的世纪来了，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的剑，在我们经济得到了发展的同时，一些人的思想却显得越来越贫乏，很多人没有精神支柱，信仰危机，面对这些问题，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也是救国运动。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前进，必须要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人民要有自己的信仰，精神要有支柱。发展经济思想应当走在前头，这样才能发展在前头。”
“新文化运动首先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当时世界上各种思潮都传播到了中国。这就面临着选择，最初连无政府主义也当成社会主义了。后来通过几次大的论战才弄清。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过去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认为就是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对立的。其实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抛弃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他们还是提倡传统和外国的新思想结合起来。吸收外来的先进的，结合自己传统，进行溶合、溶化，建立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新思想。”
“如今，正是21世纪了，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中华民族应当有一个新的精神状态。当然，马克思主义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是，其它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也应当吸收进来，就象当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国门开放、思想解放，各种思想都引进来，通过了解，通过选择，对每一种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寻找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的思想。”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的交替阶段，新的还没树起来，旧的已跟不上了历史的潮流，被人的冷漠。思想上比较混乱。这就是所谓的新的信仰危机。老百姓思想贫乏，最后就是练法轮功，信邪教。现在已是到了提倡一种新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要倡导人的精神。”
“科教兴国这个口号提得好，但是要强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不能只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一种指导思想，是一种理论基础。人的精神、情操靠先进技术是无法给予我们的，而这些东西恰恰是铸造一个民族灵魂最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学习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的人民也出现了道德的滑坡，吸毒、卖淫这些在中国已绝迹的东西又泛出陈渣。现在是西方有邪教，我们也有了，法轮功就是一例。”
“五四时期出现了一批大师，一批思想文化的大师，而今我们还没有大师。要有这样的土壤还环境才能培养出大师。要鼓励人们去思考，不能先教下一代去怎么做，还要教下一代为什么去这样做。”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未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
“21世纪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世纪。”
“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种看法是对世界认识不足。中国是世界的一员，应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不应把自己提到一个过高的地位。从历史上来看，有几种倾向都是应该避免的。一种是盲目自大，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有一种‘华夷思想’，认为中国是华，其它都是夷，以华夏为中心。在这方面是吃了不少亏的。美国人打进来时，道光皇帝还不知英国在何处？问大臣，英国有多大，是不是和俄国接壤。你看他一点地理知识都没有！”
“但是，也不能自装，洋务运动中，就有些人太自悲，亦步亦趋地跟着外国走。把人家的不要废品，过时的东西高价买回来了，这样怎么能赶上人家呢！永远也赶不上。”
“另外，盲目地排外也是要不得的，义和团就是盲目排外、禁洋。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烧。铁路要寸儿掉，电线要割了。义和国在1900年，刚好是100年前。”
“我们不能自大、自悲、盲目排外，我们还要做到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照搬日本的不行，戊戌维新就是照搬日本，结果失败。照搬苏联那一套也不行，由于过去我们照搬苏联，在一些方面我们现在还在吃苦头。所以说这各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有教训的。中国特色这个提法非常好，我们的改革开放要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来进行。”
“我认为21世纪不应该是中国的世纪，甚至说是太平洋世纪也不合适。大西洋也正在发展。前几年都说太平洋世纪到来了，亚洲出现了四小龙，四小虎。一场金融风暴，虎呀龙呀都消失了。历史的发展是起伏迭荡的，在发展好的时候也要有忧患意识。我有一次去韩国的时候，他们狂得很，中呀！觉得自己了不起，根本看不起中国。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不吭声了，金融风暴后，他们头也抬不起来了，有的跳楼自杀。所以无论是从历史上纵向比，还是从世界上横向比，中国都应当保持一种清醒，扎扎实实地干自己的事。”
“一个国家把自己搞好不行，还要为世界人类做出贡献。因为很多事已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了，比方环境问题，我中国污染了，酸雨照样下到你日本去。你东南亚经济危机了，我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可以起到稳定作用。”
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牵起手来，共同努力，共同发展，21世纪是世界人民的世纪。
一、藏书：以近代史为主，一些重要的著作和史料该有的都有了。由于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是中日关系，所以我几次去日本买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另外，其它人文学科的都有兴趣，政治、法律都有一些。
二、最新著作：《戊戌维新与清未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1998年版，北大出版社。《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三、推荐书目：《寻找历史的迷底》，扬天石的，力求从史实的真实中探求历史的面貌。另一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李长利著，有三卷，把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百姓生活、民俗的生活从细部作手，很有意思，一的读者都可以读。
四、所读的文学作品：早期有巴金的《家》《春》《秋》，钱钟收先生的《围城》都是好小说。另外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也写的不错。
青年一代读得少，读过的如张承志、贾至凸都，他们都很有才华。张承志是我们系出去的，据他说听过我的课。我记不得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王晓秋个人档案：
王晓秋，1942年上海市出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义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启示录》《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等十几部。
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稳为快
49年，我们有136个市，现在有668个市。建制镇1978年有2000个，现在有18800个。据不完全统计九十年代以来，全国有2亿5千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21世纪也是城市化的世纪。21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是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据1998年统计，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0。4％，约为3。7亿。实现现代化城市人口要占总人口的70％。我国人口封值将为16亿。那时我们的城市人口将近12亿。这么多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衣、食、住、行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难题。
这样21世纪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为此，我们采访了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先生，看他如何规划我们的21世纪。
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不到50％，发达国家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在37％左右，我国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很多人都呼吁加快城市化水平。这种心情是好的，但是城市化水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在五、六十年代我们也曾经大张旗鼓地搞过城市化。在1958年6月以前，全国各地招工要中央统一批准。后来放开了。58年6月之后的三年中城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