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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是公园，线就是街道绿化，面是指整个城市。花园在城市中，城市在花园中。要搞草坪，但不能只有草坪。草坪很重要，但是草坪只是绿化的一种。
雕塑是城市一道风景，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例子。比方深圳的“拓荒牛”，珠海的“珠海渔女”。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失败的作品，成了雕塑垃圾。北方某城市搞了一个什么“明珠”。有四根不锈钢的柱子把一个不锈钢的球托起来。四周是政府、党委、人大、政协的办公所在地。由于这个城市经济搞得一团糟，老百姓就编着顺口溜骂，叫“四大班子顶个球”。在整个城市经济、文化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搞雕塑适得其反，雕塑是纯艺术化的东西，没有实际的用处，要搞就要是精品，拿出来就能站得住。否则只能遭老百姓骂。要画龙点晴，不能搞雕塑一条街，雕塑公园。我们要建设好我们的家园，搞城市的现代化就要和国际接轨。不能简单地把现代化看成是“高楼大厦，玻璃墨墙，立体交叉，汽车排成队。”要建立指标体系，从各个方面来考核。最终，我相信我们未来的家园一定会象我们小时候唱得儿歌那样。
我们的家园象花园。
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城市文化保护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
冯骥才愿意人家称他为“大冯”，据说这是当年他在天津男子篮球队时队友的称呼。那时候冯骥才高大威猛，身手矫健，出任中锋，能象迈克尔·乔丹那样拔地而起，进行空中大扣蓝。当时的天津篮球队可不得了，相当于今天的甲级队，拿冠军。那时候冯骥才刚19岁，大冯这名子便透着激情，显得很体育。如今，冯骥才已60岁了，除了在篮球上的成就外，他已成了著名作家、著名画家、著名学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并兼任两本刊物《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的主编。在采访中我问：“你这么多的头衔，你最愿意别人称你什么？”冯骥才一时没回答上来，吭哧了半天说：“还是叫我大冯吧！”望着他那已有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大冯这称呼别人可以，反正我不敢。他毕竟是我们的前辈，称他为“老冯”还可以，又显得不敬，称他为“冯老”，他又不干，那就称他为“冯老师”吧！
我问：“冯老师最近正忙什么呢？”我这纯碎是见面寒暄的问侯没想到却引起了他极大憾慨。冯骥才说：“忙，忙得要命，如果能‘克隆’自己，我恨不能再克隆出两个冯骥才来，一个去画画，一个去写小说，现在的我去进行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最近我有很多的小说灵感，我一直在克制自己，我不但没写小说也没有画画，现在的画都是96年以前画的。在国外搞了几次大的画展之后，从96年开始我把精力都投入到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上了，五年了，这方面的工作进行的很艰难，也很苦。对天津的老街和古建筑，五年拍了三万多张照片，请了100多个摄影家，全部都是我自已提供的经费。印成大画册，画册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挨个送，一人一套，一千三百多块钱一套，写上‘这是你最珍爱的城市’。对城市的保护用了我相当大的精力，我也不知道今后还会用我多少精力，但我会坚持下去。我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外的一些建筑师和文化组织的注意，他们主动和我联系，认为我做的事十分重要。我曾看到徐坤写的一篇文章，对我有很大鼓舞，徐坤讲在一个后现代的时期，媒体极为发达，知识分子不一定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
在去年的12月份，天津有一条有600年历史的老街要拆了，冯骥才为这条老街奔波了三个多月。他先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结果报社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冯骥才的这类文章不能发了，连电视台也接到了这类通知。这时老街却在加紧拆，冯骥才急了通过广播电台在别的节目中，穿插一段继续呼吁。仅有呼吁是不够的，冯骥才觉得应是行动的时候了。这时，冯骥才想到了邮局，通过邮局发明信片。天津市有三万多邮迷。这条即将被拆的街叫故义街，比北京的大栅阑还早，当年北京的大栅阑都是学的天津的故义街。冯骥才以故义街为画面通过邮局出了一套明信片，共印了两千套，然后在一个广播节目报上登了一个小新闻，说冯骥才将在某日签名售明信片。到签名售明信片之日，冯骥才心里也没有谱，不知有无人来，带了一千套去试试。到现场一看，冯骥才大吃一惊，购明信片的人群顺着马路排成了长龙。
“那天刚好牛群来找我。我对牛群说，牛弟，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咱俩一起签名，你签的快。”
牛群笑眯眯地答应了，两人干了一上午，签了一千三百套。在签之前邮局局长讲话说，愿意和冯先生合作，愿意和文化合作，提高文化品位。冯骥才却醉翁之意不在酒，把邮局局长装在套里去了，在队伍前大讲保护故义街。冯骥才的讲话在老百姓中产生了共鸣，明信片售完后，老百姓便在故义街开始贴标语，写着“龙脉不能丢，古街不能拆。”
“我当时成立了几个组，第一组录象，把整条街录下来；第二组拍照，当时拍了几千张照片；第三组专门录音，采访原居民。进行口述实录。”
最后冯骥才连续两次在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节目发表谈话，呼吁保护天津故义街。《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冯骥才文章大谈保护城市文化的重要性。这样，天津市政府压力很大，最后开会搞了一个保护性改造方案。
“天津市副市长对我说，大冯这下你该满意了，这回房地产商赔了六千万”。
这个房地产公司叫“万隆”，后来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冯骥才加谦祥义，万隆少了一个亿”。谦祥义是民国初年的建筑，是当时冯骥才呼吁保护的重点对象。北京大栅阑也有谦祥义，只不过是个分店。
“当时我和市领导开玩笑说，你们要保护我，哪天被他们砍了怎么办，好家伙人家少了一个亿呀！后来我和房地产商见了面，气氛还是比较友好。我首先向万隆公司表示敬意，宁愿赔六千万，也要执行保护性改造方案，这是为市城文化保护做了贡献。我还说，这也不是赔了六千万，只不过是少赚了六千万。我开玩笑说，如果计划拆故宫，后来又决定不拆了，你还少赚几百亿呢！”
后来，冯骥才把这件事的全过程写了一本书，叫《抢救老街》，即将出版。冯骥才说：“我认为这件事比我写一部小说还重要，因为它表现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关切，是一个重大的主题。”
我问：“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为什么从城市建筑开始呢？”
冯骥才说：“毫无疑问，一个民族的建筑是这个民族文化最直观、最具体的反映，这比书本形象生动的多，这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国多元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的冲击中已趋于死亡。这一点从城市建筑中最能体现。我曾做了个试验，我在北京、天津、上海各拍一张照片，然后登在《文汇报》上。我在配文中声明，这三张照片谁要能准确判断出是哪个城市，我发奖。结果没人能分得清。可见我们城市建设已失去了文化特色。”
“现在的拆迁很生猛，一片民居一瞬间就没有了。”我说。
“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在这一点上大陆不如台湾和日本，台湾的一些小区的名字都用的是中国名字；日本人也绝不会起这样的名字。包括台湾出产的文化品起的都是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字，日本也是。只有我们连农村的理发店也叫‘威尼斯发廓’、叫‘蒙娜丽莎’。最可怕的是农村的小镇上到处是外观西化的小洋楼，尖顶。连农村生产队长贪污点钱也要盖‘别野’（墅）。可见，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已到了克不容缓的地步，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画画，去写小说。”
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
冯骥才出名是从文学开始的，虽然他从事绘画的历史要比写小说的历史长得多。在20岁那年冯骥才因比赛受伤退出了体坛，转入天津书画社，专事绘画。当时以摹制宋代北宗山水及风俗画为主。文革期间饱受磨难，曾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文坛兴起伤痕文学，冯骥才以小说《啊》走上文坛。这“啊”的一声大喊使他一鸣惊人，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1985年后文坛开始寻根，冯骥才开始写文化反思小说，以一双《三寸金莲》，迷倒了无数读者。冯骥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各种作品集五十余种，各种译本三十余种。九十年代初，冯骥才的兴趣渐渐从文学创作转向绘画，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他以其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与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96年以后，冯骥才几乎从文坛和画坛消失了，文化研究和城市文化保护成了他的中心工作。走进冯骥才在天津的工作室，就象走进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各种出土文物摆满一屋，坐在那里一下便被五千年的历史包裹了，各种文明的碎片象不落的陨石，在空气中飞翔。关于文化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张者（以下简称张）：从96年起，你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你肯定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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