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白书- 第27部分

　　　　


西川等：当代诗歌承担了什么王家新：诗歌是个秋千架

　　　　刚刚蓝老师谈到在诗歌课上文科学生和理工科学生似乎有些冲突，这就涉及到诗歌和文化的关系。我们以前只闷着头来写诗，却缺乏一种文化意识和更大的视野来看诗歌和文化的关系。中国当代诗歌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路，象北岛和舒婷的诗在当时被指责为读不懂，后来指责消失了，舒婷的诗也被选入中学课本。也许我们会以为今后不会有人再提出这么愚蠢的问题了，但是这种指责最近几年又陆续出现。认为诗歌读不懂、书斋化、技术化，用漫画的手法来描绘当代的诗人。一些把诗歌做为语言和文化提升的诗人在今天又受到了指责，这种指责类似于五、六十年代的指责，说他们脱离人民、高高在上、小圈子等等。　　　　
　　　　　　　　为什么在中国谈论文学时总是把非文学问题一再提出来。我想这反应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文化水准、文化素养或者说教养。当代诗歌陷入到一种艰难的处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和现实发生了矛盾和脱节。　　　　
　　　　　　　　打一个比喻，诗歌就象一个秋千架，它和文化是一个荡秋千的关系。诗歌能荡得多高多远，它有赖于文化环境中的某种推力。没有这个推力，秋千就荡不起来。惠特曼曾说：“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歌”。在一个没有伟大读者的国家，你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是不可思议的荒谬的。既使有，他的命运也是可悲的，也难以为继。因为他缺乏文化的氛围和生存的土壤。　　　　
　　　　　　　　前几年我在国外常参加一些诗歌活动，有几次经历我感受很深。有一次我坐火车去德国，我遇到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士。她正读一本书。我问她读什么书？她告诉我读的是尼采。我问有何感受。她摇摇头说尼采的思想太阴暗了。她见我是中国人，便惊喜地说，哎！我喜欢你们中国的孔夫子！然后用英文背了好几段孔夫子的语录。当时我以为她是一个文化人，后来一问她是瑞士的一位理发师……另一次在德国我参加一个朗颂会，朗颂前我的翻译带着一个老头到我面前，说王家新我给你介绍一位我们德国的杜甫迷。那位杜甫迷第一句话就说，我并不认为李白比杜甫更伟大！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杜甫？他说因为杜甫比他们的歌德与席勒更能触及他的心灵。他说的非常严肃，我当时颇受振动。当我在台上朗颂杜甫的诗时，他坐在下边完全进入状态了，就象杜甫的灵魂伏在了他身上。后来他请我去他家玩，他的妻子是前花园，完全是欧洲式的。后花园是他的，有亭台、莲花、回廊，完全是中国式的。在他的书柜里收集了大量的关于杜甫的资料，有德文、英文、中文的。在影集中收集了他到中国寻找杜甫足迹的照片，他告诉我他曾两次持一幅中国地图遍寻杜甫当年的足迹。我开先还以为他肯定是一位研究杜甫的德国某高校的教授，后来才知道他只不过是一个中学退休的化学教师。　　　　
　　　　　　　　这两个例子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在欧洲会产生叶芝、卡夫卡、普鲁思特这样的作家和诗人。因为他们的文明已发展到这个程度。欧洲也受到了大众消费文化和后现代的冲击，他们依然保持了那种高贵的文化传统。无论怎么冲击，他们也不会用发行量、读者量来做为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中国现代的报刊非常无聊和恶俗，现在又在炒作什么李敖获诺贝尔奖提名呀！王朔又写了一本什么书呀等等在欧洲不会出现这种炒作，绝对不会。这就说明无论时代怎么变化那里的“人民”一直处在一种良好的文化教养的氛围中。　　　　
　　　　　　　　诗歌无论怎么说都是文明的产物，它可以体现民族的价值。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其文明的精髓价值是靠诗歌是靠诗人来体现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读者和诗人要有教养。不要和没有教养的人打交道。　　　　
　　　　


西川等：当代诗歌承担了什么西川：真实是诗人的恶梦

　　　　刚才家新谈到的教养我深有同感。因为现在没有教养的人太多了，诗人中没有教养的人简直就更多了。在整个诗坛和诗歌界充满了这种人，非常无聊的人。　　　　
　　　　诗歌写作这个行当是非常独特的，它和任何一种工作都不太一样。我刚去拍电影回来，一个剧组有几十个人，大家为一个目的，要求有协助精神。但是诗歌写作是一个非常孤单的、封闭的状态。一个人处在高度精神化的劳动中，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中，又不与人交往，很容易变得疯狂。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疯子，有些人是表面上的疯子，但是内心非常虚弱。有些人面表上看有些文雅，但内心深处却很疯狂，那团火一直在烧着，你就不能与他谈话，一谈话那团大火就要烧起来。我自己也是写诗的人，所以经常会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上。比如你去一个酒吧，有时间会被某个写诗的人认出来，他会走到你面前，坐下后他肯定要和你比一比谁疯狂，这时候我会受到巨大的折磨。你会发现这些人的脑子里一点客观性都没有，对于自己的思考没有一种相对性。这一切是什么造成的呢？一个是教养，一个是视野。　　　　
　　　　最近我正编一个诗歌集，我选什么样的诗人，不选什么样的诗人，其中有几个基本的原则。有一个原则就是，做为诗人你能够从那些有意义的东西中看出无意义，同时也能从那些无意义的东西中看出有意义。一个诗人应当有这样的能力。如果你疯狂，你必然是神秘的；如果你不神秘你的这种疯狂就无意义。如果你是反文化的（我们允许反文化，不都是后现代主义了嘛！）你必然是以一种边缘的知识体系来反对一个主流的知识体系，如果你手中没有这种边缘的知识体现，你的反文化也是没有意义。　　　　
　　　　其实，有些诗人的疯狂是不堪一击的，连疯狂都是人为的疯狂，内心虚弱。这造成了诗歌界的混乱。这一两年来（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时间更长一些）诗人与诗人的争论、争吵、谩骂、贬低、讽刺、挖苦等等这一切仅仅用“文人相轻”已无法解释了，这可能和整个文化土壤、文化传统有关系。中国当代的诗人和古代诗人在质量上已差得很多了。象李白十岁读诸子百家，这在当代诗人中完全没有了。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诗人与诗人之间进行的诗歌争论基本上不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争论，而是金斯伯格和布罗思基之间的争论，是瓦莱里和东欧的一个什么诗人之间的争论。我们的诗人成了某一个外国诗人的代言人。我们的诗人没有完全沉入到当下的写作中去。诗人都有一个恶梦，这个恶梦就是展示真实，写真实的生活。我们之所以被指责就是因为我们写的诗歌不真实，每一个人都会站在真实的立场上去指责另外一个人。我经常被指责是一个不真实的诗人。你说什么叫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还是客观的真实，还是描述对象的真实。帕斯说没有比真实离我们更遥远的了。所以我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的写作观念中有很多虚妄的东西，而这种虚妄的东西又找到了非常多的理论支持，这种虚妄给你了一种真理的感觉，这种虚妄又是完全可以被理论所解释的。被理论所解释所证明的虚妄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　　　　
　　　　


西川等：当代诗歌承担了什么崔卫平：在失败的另一边

　　　　关于当下诗歌的现状，我无法谈。我只有环顾左右而言他。因为我喝的是水而不是酒，我这么清醒，我有那么大胆子谈当下诗歌吗？因为当下的诗人都还活着（这和谈李白、杜甫不一样）。谈谁不谈谁，谈好谈不好都是一个面对面的大问题，我吃了豹子胆了！　　　　
　　　　在英国如果批评家和诗人或小说家认识早就被调销执照了。我刚才说的不敢谈当下诗歌只是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批评家和诗人太熟悉了。这种私交已直接影响到了批评家评论诗人的客观性。　　　　
　　　　谈到当下和现实感，我觉得差距极大。很难找到一个靠拢在一起的语言和经验来表达它。什么是当下这个问题就变得十分可疑。我们的现实感变得如幻觉般让人质异和摇晃。有时候我们会站在成功人士的角度看世界，有时候我们会站在失败者的当中找出一种能和我们的总体现实感相匹配的东西。在这方面中、东欧的诗人做得比较自觉，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种“失败感”的东西。失败和失败感是不同的，失败感承担了一种失败，承认自己做为失败者的身份，担当自己做为失败者的处境。可是，有些人失败了却不承担失败，装着一个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中、东欧的诗人那里失败连痛苦的呐喊都没有了。　　　　
　　　　什么是呐喊？我们是否一定要呐喊，一定会呐喊。这使我想到了《狂人日记》，这狂人好象阁楼上的疯男人。他怎么就在那里突然呐喊起来了，他怎么获得真理的？没有关系、条件、状况和分析。在中、东欧的诗人的作品中甚至不呐喊了，用一种永远的沉默，来担当永远的消逝的那种无法表达的永恒的无言的失败的哀痛。在波兰的一些作品中，叙述中有意留下一个缝穴、断裂和空白。在那里面就有一些无言的哀痛。那已不是呐喊了，已喊不出来了，作者好像和昔日的死者一起深深地沉埋在地下了。我觉得这其中有一些现实感。至少我能分享他们的作品中所展示出的经验。我也希望我们的当代诗歌能表达出我们共同的经验，更多地能感觉到是被表达的。在诗人的表达中读者也会感觉到一种力量。　　　　
　　　　


西川等：当代诗歌承担了什么诗歌在当下承担了什么？

　　　　王家新：诗歌不但是形式，它还承担某种东西。九十年代诗歌之所以值得肯定，之所以和八十年代诗歌有了区别，在于修正了八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某种倾向。比方要写纯诗，语言本体的崇拜，要比马拉米写得更纯。九十年代诗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