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我曾问：“对于人来说一生中最宝贵的是什么？”
冯答：“是爱，特别是母爱，可惜我从来没有尝过母爱的滋味。不过，我这一生中有很多朋友，友情对我是十分重要的。谈到我的朋友话就多了，有一个人我不能不提，那就是邓散木夫妇。邓散木夫人在96岁高龄时还没忘了给我送棕子。棕子是亲自裹的，她年年都送，每年她都乘公交车来。可惜，有些老朋友都去世了。”
“你今年也87岁了，面对死亡是怎么看的？”
“这是自然规律，象我这样的年龄，身体又不好，就是等死。”
“你怕死吗？”
“不害怕！我觉得自己活得太多了。”
“现在你还有什么心愿？”
“让我做我高兴做的事。我也没什么事可做了，希望你们年轻人多为社会做贡献。认识你们年轻人我很开心。”
“只要没打挠你就好！”
“没有，可是有人却一直在打挠我。他们自称是我的朋友，今天来要资料，明天又来取老照片，弄得我心里很不痛快。这些人不是我的朋友。”
“噢……？”
对于老人这番话，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在快要告别时，我问：“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
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
“哪一个字？”
“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接着不间断的抽泣。我不知如何是好，居然找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话来，只有轻轻地、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冯老握住了我的手，不让走。说：“今天你来，让我说出了积在心中很久的话，我谢谢你……。”
告别冯亦代的第二天清晨7点，电话铃声将我从梦乡中惊醒，是冯亦代打来的。在朦胧中，我听到他在电话中说：“谢谢昨天你能来看我，谢谢！”我在电话中说：“冯老，保重！”
其实冯亦代是一个坚强的人，在1998年他第五次脑血栓后，当他重新开始正规练习说话、行走、书写时，他写出的第一句话是四个字——“难我不倒。”
周汝昌的红与黑半只眼睛苦作
周汝昌，红学家。人们都会这样认为。
可是，周汝昌本人却说：“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
这种回答让人大感意外。是什么原因使他把毕业的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红楼梦》这本书上？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82岁高龄的今天，却矢口否认自己是红学家呢？面对这位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让人一时不知该问他些什么？
一部《红楼梦》曾经给他带来过荣誉，因《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因“红学”成了“红人”。这部《红楼梦》也曾经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学”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尝够了其中的苦与乐，悲与喜，荣与衰的人生大滋味。
曹雪芹十年辛苦，滴泪为墨，研血成字，成了《红楼梦》。
周汝昌却用了五十年心血，半只眼睛苦作，完成了几百万字的专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按他自己的话说，一生的精力与其说用在了研究《红楼梦》上，不如说用在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所以，他说：“要说我毕生的精力都投在了‘红学’研究上不完全对，当然，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了红学上，另一大部分精力主要用在了对诗词的创作、注释、鉴偿、理论以及书法和中华文化精神的研究上。”
走进周汝昌的书房，见他背对着门正写。瘦小的身躯趴在书桌上缩成一团，对我的到来充耳不闻。周汝昌的女儿走过去在他耳边大声喊道“客人来了”。他抬头用一只手搭在耳边却不解地道：“你说什么？”转过身见我，笑了。迎上来握住了我的手说：“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没关系，”我说。“我可以用纸条提问题。”她女儿说：“用纸条恐怕也不行，他一只眼完全看不到了，另一只眼只有0。01的视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书桌上写的东西，见满是字，可我一个也认不出，每一个字都是身首异处的。周汝昌的女儿又说：“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
我坐下后，开始为自己发愁，我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他交流。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先生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采访者。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顺手拉了一只小椅，面对面坐了。膝盖刚好顶住我的膝盖。他说：“你问吧！你可以趴在我耳边嚷嚷，我基本上能听到。”这样，我一下就放松了，这那里是采访，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捉膝谈心。
既然是谈心，我便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扔到了一边。我问：“你的耳朵是什么时候听不到的？”
“那是1954年，我奉调回京，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我住了间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我正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蹦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般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
听了老人的叙述我不由露出惊异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儿，想从她那里得到证实，却见她笑而不答。
我又问：“你的眼睛又是怎么失明的？”
“1974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合医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眼睛总算保住了没有彻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编辑工作了。医生连续给我开了三次证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都把证明压下来了，我离不开那编辑工作。后来实在坚持不下来了，我只好辞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工作，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你从1974年开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是什么原因使你把文化研究工作坚持到今日的？”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言令人聋’。看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呀！心还不肯闲着，又要听又要看的。从1974年到今天，凭着这半只眼苦作，又写出了几百万字，出了十几本书。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也有关于诗词书法的。”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不由得让人心动。82岁了耳已聋眼也瞎，心却充满了激情，思维依然活跃，声若铜钟。
周汝昌的红与黑一次机缘 五十年心血
“虽然你不认为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来研究《红楼梦》了，但50多年来，《红楼梦》的研究肯定用去了你很多心血，这一点我想你没有异议吧？”
“是的，我的确用了很多心血去研究《红楼梦》了！”
“那么，是以什么为契机使你走上了《红楼梦》研究之路的呢？”
“那真是机缘巧合，同时这也和胡适分不开。”
“哦！请谈谈。”
“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本来是1939年考上燕京大学西语系的，理想是翻译中华文化名品向世界传播。抗战时燕京大学被日本鬼子关闭，教授关进集中营，学生被遣散。抗战胜利后，我又重新投考再进燕园，可对西文已不感兴趣，兴趣都集中在诗词文学理论上。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郭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六首直接咏及到曹雪芹的诗。这不单是文学作品，也是重要的史料呀！”
周汝昌由此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先生的一段佳话。胡适先生看到周汝昌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周汝昌说：“我是十分感念胡适先生，但是我们的学术观点有所不同。胡适先生的信，当时对我的考证只同意一半，另一半有所保留。我当时是一个少年，少年气盛，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言语轻重，就又写了一篇文章和胡适先生辩论。”
胡适先生不久就回了信，一来二去，从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先生共给周汝昌写了6封信，探讨红学问题。胡适先生也许没想到他的6封信给了一位年轻学生极大的鼓舞，使周汝昌从此走上了漫长艰辛，长达半个世纪的红学研究之路。我不由好奇地问：“这些信都还在吗？”
周汝昌回答：“这些信都成了文物了。在文革中，我所有的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适的6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与胡适先生的书信往来成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生涯的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向胡适借阅由胡适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周汝昌说：“当时我和胡适没有见过面，我只是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不知何许人。胡适先生就敢把那样一部珍贵的藏本借给我。当时由一位叫孙楷第的先生从城里带来，用旧报纸裹着，上面用很浓的朱笔写了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我当时是一个学生，胡先生很讲礼貌，用了先生这样的字眼，这张旧报纸我一直珍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