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拘一门之见，具有开拓精神。
施今墨先生祖籍浙江萧山，十三岁时跟舅父学医。从医后，施今墨主张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整理中医古籍的同时，他还致力于中医人才的培养工作。华北国医学校就是施先生一手操办的，同时在绥远、察哈尔等省办了华北医学院。经过他的艰苦努力，先后培养了六七百位中医人才。
孔伯华先生，是山东曲阜人。少年时就跟祖父学医。二十世纪初，孔伯华应聘来北京，任外城官医院医官。在任期间，不顾个人安危，亲身到鼠疫流行的地区，积极抢救，使大批人免于危难。后来他辞去医官之职在京挂牌行医。
孔伯华先生主张不能一味地照搬古方，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在用药上，他以擅长用石膏著称，故有“石膏孔”之美称。因为他认为石膏之性并非“大寒”，而是味辛微寒无毒的缘故。三十年代孔先生与萧龙友先生联合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十五年间，共培养了二百多位中医工作者。
汪逢春先生，自幼好学，造诣颇深，并受业于名医艾步蟾门下。曾在北京行医五十年左右，以治时令温病擅长。汪先生在处方用药上独具心得，如他喜用沉香、酒、食盐三味，按一定比例和而研末，并以胶囊装好，这种做法为中药方剂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汪逢春先生对发展祖国医学做了不少贡献。1942年曾于午门外之朝房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不少有志于中医的人士通过学习都得到了丰富的中医知识，有的人还成了名噪一时的中医。
汪先生不仅诊病处方颇受医者患者称道，而且医德卓著。汪宅在前门外五斗斋，自己规定，每天早上来看病的，前十人分文不取，并可免费吃药。因此，贫寒之家无钱看病买药者，便清晨早起前去就诊。汪逢春虔诚信佛，对公益事业相当热心，还时常送药给穷人，故而深得人心。
北京城的四大名医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们用精湛的医术，治疗了大批的危难病人。
可是旧时北京，与这四大名医正相反的还有大批的庸医。什么学问都没有，托人情买个执照，来了病人之后什么也没诊就下断语。这儿诊着脉：“哎呀，你心里不舒坦。”废话！舒坦能找你吗？
好的医生既要有医术还要有医德。病人这眼看不行了，大夫来了一诊脉：“要死！”不能开方子，一开方子回头死了，怕负责任。这医生有医德，会说话：“不要紧，你没什么病。”“别人都不给开方子啦！”“别人他诊不出来，我跟你说，你没病，你主要是肚子里药吃杂了，我呀，先给你开开胃，吃点东西，明天就比今儿强，再吃几服药就能下地，过不去三剂药保你好，你放心。”
嗬！病人一听，痛快！
“哦，谢谢先生，神医！”
这给先生倒茶，拿脉钱。临出门，要上车了，回头说：“这病人赶快预备，现在都见了绝脉了。依我看，也许我看不见了，可以请别的先生再给看，依我看得快预备了，省得临时抓瞎！刚才我开的药，没有别的，几样水果鲜货，吃不吃都行。”
“谢谢您。”
钱拿走了，还得谢谢。因为什么？人家嘱咐得好：“省得到时抓瞎。”
可也有一种砸锅匠的大夫，他一诊脉，病人原来就害怕，好几位先生都不给开方子啦！
这一诊脉：“哎呀？”
这病人一哆嗦！
“啊，先生，怎么样？”
“咝—你要死！”
“噢儿！”
那没撒手，这咽气啦。这算谁的？是病死的，还是吓死的？
凡是这路砸锅匠的大夫，净惹大祸，有时因为这个净挨打。
解放前，有这么一家，三口人，三十多岁的哥哥，三十来岁的嫂子，二十二岁的妹妹——没出阁的姑娘。哥哥在银行里工作。住两间房，里外间。哥哥嫂子住里屋。妹妹住外屋搭铺，一早儿哥哥上班，还得拆铺做饭。这些日子，嫂子坐月子，生小孩儿，小姑子伺候月子。半个来月嫂子下地了。嫂子才下地，妹妹受感冒，病了！哥哥疼妹妹：“外头屋不能睡了，有风，她这发烧，可不行，你上里屋和你嫂子睡去，晚上我外屋搭铺。”
连着好几天不见好，这天哥哥早上临上班去，请街坊老太太：“您受累给请个先生瞧瞧吧！”
工夫不大，大夫来了。提个大皮包，带大墨镜，那镜子片跟烤饼那么大个儿！一进门，屋里没男的，男的上班了，就两个女的。地下站着一个，炕上躺着一个。病人盖着被，旁边拿被子裹着一个小孩儿，拿小被窝盖着。先生倒霉就倒在孩子身上啦！
一进门看看孩子：“小孩儿多大了？”
地下站的嫂子搭茬了：“十八天啦！”
倒霉了！十八天，你倒问问谁的呀！没问，坐下了，给妹妹诊脉，一理胡子：“不要紧。”
什么也没诊出来，开个方子。拿完钱他走了。这嫂子、小妹都不认识字。没人抓药，嫂子在月子里不能出去，妹妹病着，等哥哥回来吧。
六点多钟，哥哥回来了。太太这催，“抓药去吧！”“先生哪？”“走了，抓药去吧！”
把药方拿过来了，这哥哥一看，差点气死。先甭说药，先说头里脉案写着：“产后失调，淤血不净。”人家是大姑娘，他愣说产后失调，气得大哥不敢骂街！一骂街，回头妹妹一问，一说非气坏了不可。
这位太太直催：“抓药去！”
“哎！抓去。”
出来，没法抓呀！花钱多少不提，这药不治那病，在街上转半天，买了点黄花儿冰糖渣儿，回来了。
进门：“那屋大妈说了先不用吃药，回头吃错了更坏。先拿这熬点水，搬搬汗，好了就好了，不行上医院。”
黄花儿冰糖渣儿熬一大碗，让妹妹喝，妹妹喝完了，盖俩被窝，又压上一件大衣，俩多钟头出了一身汗，妹妹好了。
这天星期日，大哥不上班，说：“咱得教训教训这先生。”
告诉妹妹：“你上对过大妈那呆会去，不叫你别出来！”又告诉太太：“那天谁请的先生，还请来。我呀，躺床上，让他给我诊脉。把脑袋盖上，别掀开，他问，就说怕冷，昨天吃一服药见轻，求您再瞧瞧。”
妹妹出去了，一会儿先生也来了。进门一看，还是那个人，炕上还是那小孩儿。
“天冷，不让掀开。”
“不要紧。见轻吗？”
“见轻。”
“行。”
坐下了，皮包放好，把大哥手拉出来诊脉。倒霉，这大哥在银行上班，没干过累活，这手伸出来细皮白肉，看不出女的男的！
这诊着脉，还理胡子：“好！略见好转，往下打一打，淤血还是不净。”
这位大哥听到这儿，从被窝里蹦出来，啪！给先生一个大嘴巴！
这先生一躲没躲开，把鼻子打破了。
“哎，你怎么打人哪？”
“打人？打一打嘛，淤血不净！”
北京话剧
评书和相声是观众朋友们喜闻乐见的两种形式。评书由一名演员表演，谈古论今，述说历史。相声分很多形式：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两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五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十几个人的是化妆相声，二三十个人的是相声剧，七八百人，那是——听相声的！也没有七八百人一块说相声的，那成相声大合唱了！
艺术表演必须得精练，过去有句话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怎么讲呢？评书演员嘴快，戏曲演员腿快。说书的嘴快，一拍醒木“春去冬来”，四个字儿，半年过去了。唱戏的腿快，甭管这地方离这几万里，几个人连台上一转弯，就算到了。
京戏里有一出戏《反云南》，一员大将带四个龙套，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唢呐一吹，四个龙套围着台转一圈儿，四人不动了，这大将还问呢：“我军为何不行？”
废话！再行掉台底下了。
这儿一回禀：“兵至云南。”
哎，到了。快不快？可又回来了，就得这么快，不这么快，戏没法唱了，戏真实也不怎么真实，演到这个地方，没法真实。
这员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四个龙套一举旗：“哦——”跟台上大将唏噜呼噜都进后台了，到后台把行头一脱，行李卷一打，奔火车站买票，上云南了。这么演真实，可听戏的受得了吗？坐了半天，不见人出来。
这位问那位：“老王，这戏还演不演？”
“不知道哇！”
正纳闷呢，剧场服务员来了，二位一想，问问他：“同志，戏散了吗？”
“没散。”
“没散，怎么半天不见人啊？”
这服务员还给解释哪：“啊，您没听明白吗？兵发云南去者——他们都上云南了！”
“啊，真去啦？”
“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演员演戏真实。”
“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
“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要是不想听，就回家睡觉去；要是想听，也好办，跟他们一块上火车站买票，也上云南吧！”
嘿！不像话！
所以说，戏曲表演、曲艺表演必须有它的虚拟性。但是，有一种艺术形式却强调了它的真实性，这就是话剧。
北京的话剧，大约得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沦陷时北京话剧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期。当时话剧还没有形成职业，是靠热爱话剧艺术，并把它当作终身为之奋斗的事来而献身的青年们，满腔热忱地推动着话剧的多次演出，为使北京同胞观赏自己的戏剧而努力。
1938年夏天，由蔡方、马进等从事话剧的青年率先在北京成立了业余话剧团体，定名为“北京剧社”，为活跃北京话剧活动奠定了基础。
北京剧社于7月23日公演《干吗》，标志着话剧活动的起点。剧社的社员是在校学习的大学生和一般职业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