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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上海人的尴尬》也被广为引证：全中国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上海人，这种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也许是近代史开始以来就存在的。“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漠、势利、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市侩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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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本土持续有影响的王安忆则说到了具体的上海豫园：（她）是供人欣赏精微、欣赏小的妙处，针眼里有洞天。山重水复，作着障眼法，乱石堆砌，以作高楼入云，迷径交错，好似山高路远。它乱着人的眼睛，迷着人的心，它是炫耀技巧和聪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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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上海人与北京人》说：上海人的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其中有些人爱虚荣，外表的气派重于实质的内容，有刹那主义的倾向，他们创意优异，但有时也擅长玩弄技巧，也就是说，也有可能进行不负责任的交易，上海人还喜欢乘势推展的步调，不习惯于朴实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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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算是一个意见的集合，然后来说说上海的根：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为上海找到的一个源头是这样的：
“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接着，余秋雨说，这位对儒学侵淫很深的年轻人拜访了传教士利马窦，知道了“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然后还“痴痴迷迷”地与利马窦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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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当然可以算是上海人的精神之祖，这可能也很巧合，因为他最初的学问是跟数学有关的，可以就近习得“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他又是最早跟外国人“混”的，所以，上海很容易就在这两方面跟全国其他地方拉开了距离。
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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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过松江华亭，这地方实则还有一个人，如果是他成为上海人的精神之父，情况又会朝向什么方向呢？也许与今日就大异其趣了，但可惜的是，他死时太小了，不足以当得父亲之任，而且死的时代又靠得太后了。此人就是抗清的小将夏完淳，被捕后毫无惧色，大骂汉奸不止，所留《南冠集》悲怆凄烈，绝不是今日上海的那些风花雪月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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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确实是有着很浓的洋风气的所在，外滩一带的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群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称，这也使得上海很有文化底蕴似的。洋人带给了上海人太多东西，因为这地方就是一个最早能大规模跟洋人接触的地方，很多种语言，很多种肤色杂汇于此，这跟一个从僻远边野进城的乡民炫耀的资本差不多，卫慧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都该去锻炼身体。我想，其逻辑大致是这样的：中国人跟在洋人屁股后边干了太久的事，受气也是提面子的事，毕竟，洋人是从更“文明”的国度来的，这个上海人还是有鉴别的，外国人走了，轮到上海人自己抖起威风来。因为早先什么都见识过了，一切都照着外国的规格来，面子能撑到多大就是多大，所以卫慧有她骄傲的道理。
也因为有着这个底子，时装风潮、游乐方式，或者吃穿用度吧，上海天然地就该引领全国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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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最好说清楚点，这个被称为“世界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临江大道，始建于１８４５年，当初主要是海关银行、洋行报馆、港口码头、饭店总会的集中地，今日的外滩还主要是以此为基础，并成了上海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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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前后两次到上海拍就的照片与画片上的老上海反复比较着，指认着它的神秘，亲近着它的独特———这是我热爱上海的主要方式。
有些地方现在已不能去，当年也去不了，但你总是想去，那是一种寻找与融入的冲动，比如那个由英、美租界结合而成的公共租界和独立的法租界，进入它就是进入旧上海的一百年时空。西风滋生，洋气蔓延，各种高视阔步的洋人，跑马飞车，各种巴洛克式、新古典主义、早期现代派、折中主义的“万国建筑”杂陈其间，洋橱窗洋文洋货，路牌、店招与广告，这一切都把五洋杂处的大上海交融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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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模仿老上海赚钱的电视或电影都学会了《夜上海》，这是那个年代的声息，是那个年代喉咙里的渴望，那个年代的心跳，舞榭歌台，红灯绿酒，声色流波，窄窄的嗓音，尖细的唱针，就为着在半明半暗的夜晚，给不尽的情欲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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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会了人们享乐，“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淳淳海派风，浓浓上海味。”这说的是号称“远东第一游乐场”的“大世界游乐中心”，它曾给几代中国人带来奇妙体验、童年幻想以及对城市的憧憬。戏剧、木偶、皮影、杂技、魔术、哈哈镜、小吃……你能想到的玩乐都能在此找到。想想，在中国，在近代，还有什么盛况堪与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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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杂志，老封套，《良友》，或是旧上海月份牌，或是香烟、肥皂与花露水的广告，图片上的女子大都一例的短袖，雪白的臂膀，明眸俊秀，体态娇媚，仿佛侧着身只为着要把你往她怀里引。她的袍角是生着风的，她的嘴角是微微笑着的，她的眼波，则定是斜斜地飞来，想把你勾着的。许多人就是从这些老广告女郎开始爱上上海的。
我的情况也差不多，可是，一到上海，我却只顾着寻找最现代的风情———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扑面而来的，容不得躲闪，也不需矜持，你的视线就在它的色彩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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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历史，总是就近地引诱着你，逼使着你去尽可能地了解它。
旧上海多黑帮，多灯红酒绿，多男女浪漫，多欲望纠缠，合在一起，就是上海风情，《花样年华》、《情深深，雨濛濛》、《像雾像雨又像风》以及更早的《风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胭脂扣》、《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日出》《海上花》啦，都是用来怀旧的，或是在某种意义上意淫的。
于是，张曼玉、巩俐、梅艳芳、陈冲、叶玉卿、周迅、赵薇，一人一个上海，或露个虎牙，或扭个腰肢，或涂个红嘴，或抛个媚眼，或亮个乳沟，或脱个半身，或剪个开衩，都是欲望梦想中上海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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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开衩的旗袍是上海的招牌。有人说它是一种厚重的、老于世故的美，“细瘦浑圆的衣型下最适合包裹一颗受着欲念和矜持双重煎熬的心”。不错，是这样的，胡蝶要把它改良成从旁边开衩，大概鲁迅是知道的，所以，要顺着开衩往大腿根部一点一点地递进嘲讽。
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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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旧中国的花花大世界，公认的冒险家乐园，最常用的词汇———也是同时供批判和引人羡慕的———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笙歌艳舞，尔虞我诈，很多人只要能把这些词中的一个跟自己挂起勾来，就不会抱恨终生了。
老上海，大上海，还因为它和世界特别是巴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作过认真统计：它们同是历史文化名城，都崇尚文化、艺术和思想自由；他们都拥有着众多的大学、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他们都拥有各种宗教的经典建筑；都擅长烹饪，崇尚优雅和时尚；都有标志性的塔；有著名的咖啡馆；都有蜿蜒几公里的著名大楼；都有一流的剧院，有堪称一国之最的商业大街，甚至大世界和迪斯尼都是一一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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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臭虫符是上海的一个老行当，臭虫俗名臭虱，亦名虫壁虱，“香娘子”，上海人喜爱睡棕床，但无奈臭虫太多，常常把人咬得鼻青脸肿，而且被咬的还多半是穷苦力，于是，卖臭虫符的人应运而生。这些精明的小贩一再强调臭虫符必须回家后方可打开，否则不灵，于是有买者赶紧乘车回家，打开纸包来看，却见内里写着两个大字：勤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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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皮包也是老上海一门职业，其法是偷、骗、抢三者的结合，常常的情形是这样的：在轮船码头或火车站，突然过来一人，朝一位妇女怀中的小孩头上一巴掌，挑起事端，小孩的母亲当即不依，肇事者就一边赔罪，一边掏出五元钱说要给孩子买糖吃，并强行将钱塞在小孩手中，妇女随后低头一看，原来放小皮箱的地方却只放着一只咖啡色的大皮箱。妇女又惊又怕地正要查看，于是又过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说这箱子是他的，正在这时，又来一个穿铁路制服的青年对妇女说：“还在这吵哩，我明明看见有人把你的皮箱拎走了，还不快跟我去追？”妇女就跟假冒铁路人员去追，西装先生乘机拎起大皮箱———原来这只是个空套子，是为了把妇女的小皮箱套进来罩着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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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皮包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记不清是哪一年，总之是前几年，上海的某条街道上张布出这么一条横幅：如有人从后边拍你的肩头，千万别回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骑车人在等绿灯时，一人从后边拍，在你一回头的同时，前边车兜里的东西就被另一人顺手牵走了。这事普遍到要拉横幅，也是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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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把上海当作国际大都会的主要是外国人。爱狄·密勒总结得很好：“上海，这华洋杂处的大都会，这纸醉金迷的游乐场，这遍地黄金的好地方，正是冒险家的乐园……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聪明；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