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街谈巷议和因特网上帖子的方式流传的。据说最早的传言始于去年的圣诞节。而正式的媒体一直对此保持沉默。一个多月之后，这个消息才开始见诸报端。其实，传说中的扎针已经从天津扩散到了北京等地。一时间人心惶惶。2000年1月17日，天津警方第一次公布“扎针案情”。警方表示，经对报案人身体检验，绝大部分未发现被针扎痕迹，少部分人虽被针状物扎中，但未发现任何附着物。经审讯作案人证实，其扎人时所用的针状物未接触过艾滋病病毒。警方说，此类案件所用的作案工具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以用针扎人来传播艾滋病之说，纯属骗人吓人”，“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听信谣言，安心正常工作生活”。其中的一种科学解释是：艾滋病病毒在离开人体1分30秒后因血液凝固就会死亡，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否则，用扎针的方式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与此同时，公安部门也公布了几起与传闻不实的“扎针事件”，公众的恐慌情绪这才明显减轻了许多。
对于这件事情，有几点是需要思考的。第一，这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危机性事件。虽然事情的本身并不严重，但由于传闻造成的社会性恐慌，其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当一个社会面临着这样的危机性事件的时候，非常需要社会公信力起作用。因为只有具公信力的权威性说法，才能使人们形成正确的判断。第二，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在普通民众非常需要有公信力的权威的声音的时候，这种权威的声音却姗姗来迟。而权威的声音之所以姗姗来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逻辑：类似的事情，最好不让群众知道，否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第三，即使是在权威的声音出现之后，许多人还是半信半疑。之所以如此，除了某些解释的根据和逻辑存在一定问题之外，与传媒和“科学”的公信力是直接有关系的。在过去，我们经常强调科学服务于政策的功能。政策提倡晚婚晚育，“科学”就论证晚婚晚育如何有利于身体健康；政策提倡计划生育，“科学”就论证少生孩子对健康有利。其结果，只能是导致科学的公信力下降。传媒就更是如此了。第四，人们总是关注建立和维护公信力的代价，而忽视公信力被削弱的代价。比如，对类似的事情发布消息会不利于社会稳定等等。但人们没有去考虑，如果由此造成有关机构公信力的下降，代价将会更大。这让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件事情。当时美国要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其中的个别项目会涉及一些军事秘密。这样一来，允许不允许传媒进行报道，就引起一场争论。一方认为，允许报道可能会泄露军事秘密。另一方则认为，如果不允许报道，损害了新闻自由，这代价会更大。争论的结果，是后一种意见获胜。
在我们的社会中要重建社会公信力，固然涉及诸多的方面，但首先是那些掌握着许多社会资源，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的部门。比如政府、司法、传媒、社会团体和科研部门等。因为对这些部门社会赋予了他们权威，他们也是社会公信力的最主要的载体。
信任危机与社会秩序从“杀熟”到“凌弱”（1）
表面上看，“杀熟”与“凌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如果审视一下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轨迹，也许可以发现这两个现象的某种内在联系。
“杀熟”现象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全民经商”的氛围之中。许多人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广东流行一句名言：“关系就是生产力。”用今天学者的话来解释，就是社会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对“熟人”的信任和对“陌生人”的不信任，一直就是硬币的两个面。在熟人圈子内部，其成员是彼此高度信赖的。而在这个圈子的外面，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信任结构主要是存在于这个“熟人”圈子之中。在圈子里，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同事，是构造信任结构的基本纽带和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经商热刚刚兴起的时候，由“熟人”构成的“关系”，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谁有较多的社会资本，谁就可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对信任结构的破坏，最初是以“杀生”的形式出现的。在圈子的内部，是互相信任，甚至是互相利用。而在这个圈子的外面，坑蒙拐骗则成了不成文的规则。但没有多长时间，圈子外部仅有的一点信任结构就很快被破坏掉。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本来以熟人圈子构造信任结构的传统，就使得更大范围中的信任结构难以形成，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上的互相斗争和倾轧，更使得“防人之心”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意识之中。而处于雏形状态的市场经济中行为准则的缺乏，无疑使得对信任结构的摧毁显得轻而易举。这样一来，坑蒙拐骗就从圈子的外部，转移到了圈子的内部。于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亲戚坑亲戚，朋友坑朋友，老乡坑老乡，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人商场失利，恰恰是被熟人、亲戚或朋友所“杀”，因为不是熟人不会上当。
进一步加剧了“杀熟”现象的，就是传销。传销网络的建立，基本是以“熟人”为基础的，许多传销的结果最后演变为利用亲戚朋友间的信任感进行行骗。一个传销者曾经这样回忆他的经历：第二天，表哥又带我去听了一节“推销方法技巧”课，讲的是如何把你的亲朋好友邀约到界首，如何使他们入盟干大事业。步骤大致是：首先按关系把你的亲朋好友的名字，由亲及疏全弄下来，然后写邀约信。其次，拟出亲朋好友被邀约来后，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及怎样解答的方案。最后拟出如何扶持下线发展（骗）人的措施。我在表哥的指点下开始给朋友们写信，从最要好的朋友写起。几位没参加高考又没找到工作的同学十分信任我，接到信后陆续来了。我像当初表哥蒙我那样来蒙骗他们，然后让他们不知不觉地上贼船，待他们无路可走后，就教他们怎样向家里人要钱，怎样跟别人吹牛，怎样灌输歪论使更多的人成为会员。有一天，表哥酒后失言：“说实话，我们搞的就是传销，我一到这儿就想拉你垫背，反正是人骗人，不从亲戚朋友骗起，还能跟陌生人骗？你也是上了贼船的人，只有抓紧干拼命拉人，管他是谁。下面的人越多才越有钱赚，越到后来越只有死路一条。”河北省张家口市工商部门在捣毁的3个传销窝点行动中，查获的16名传销人员全是亲戚朋友关系；在郑州市工商部门查获的“直复式营销”的变相传销活动中，这些传销业务员发展的下线都是自己的同学、战友、亲戚、朋友等；更有甚者，在海南省三亚市，工商部门查获了这样一个来自甘肃省的“传销家庭”，先是母亲丘某将儿子骗来，发展成为自己的下线，然后是上当的儿子如法炮制将父亲骗来，使之成为传销组织的一员。到被抓获时，这个“传销家庭”及其下线分别以合伙做生意、介绍工作等名目，又蒙骗76名亲戚朋友加入了传销组织。
其实，在其他的一些商业领域中，比如在保险推销中，这种“杀熟”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杀熟”现象造成的一个最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将最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破坏殆尽。如前所述，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基本的信任结构本来就是围绕“熟人”建立起来的。相对于其他的信任结构而言，这种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也是一种更为基本的信任结构。但在“杀熟”的过程中，恰恰是将这种最基本的、甚至是仅有的信任结构，给摧毁掉了。昨天还以为是最可信赖的人，今天就成了坑害自己、让自己上当的骗子。于是，人们就自然得出了一个结论：除了自己，谁也不能信任。
但在当时，也有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杀熟”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们的推论是这样的：“熟人”之间的信任，造成了对外界的不信任，从而妨碍了更大范围的信任结构的形成；“杀熟”意味着最基本的信任结构的破坏，在最基本的信任结构破坏之后社会会处于一种完全没有信任结构的状态，这时候人们就需要建立规则，在普遍不信任基础上建立的新的规则，可能会有利于一种普遍性的信任结构的建立。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以小圈子为基础形成的信任结构，确实会对普遍主义信任结构的形成起妨碍的作用。如果对比一下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信任结构基础的差异，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个道理。
但是，这种推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被破坏之后，既可能会形成新的、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也可能是什么样的信任结构也形成不了，而是处于一种没有规则、没有信任、弱肉强食、以强凌弱的状态。不幸的是，这样的趋势现在正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最近审结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一案就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据报道，1995年，刘涌通过贿赂时任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的领导，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从那时起，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刘涌，便开始纠集一帮地痞、无赖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用打砸砍杀种种卑劣手段，把生意迅速扩大到了烟草、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领域。在这个过程中，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三名执法人员到刘涌经营的百佳超市进行检查，因发现该店经营的酒类和化妆品不符合有关规定，引起刘涌的不满，便遭到追杀。原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监督管理科科长这样回忆当时的现场：“当时我们已经走出百佳超市，后面突然冲出十几个人，拿着刀就砍，最后我们被送到医院抢救。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