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种感受化作一种娇嗔的抱怨:“你都不问我好不好,有什么事没有,只是一个劲儿地讲,你到底是爱她还是爱我呀?”
“两个都爱。傻瓜,爱你才跟你说哪,你写了新的东西不也告诉我吗?我知道这会成为一部畅销书的,会盖过市面上任何一本流行书籍,那些家伙一大半都是文盲还写个什么写。”笨笨转到这个话题上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我认为笨笨绝对是有才华的,而且这种才华是对我最本质的吸引。但已经三十多岁的他从没正式发表过作品,这虽然是一种怀才不遇,但变成了狂妄自大的自信并不十分可爱。
终于他说:“你怎么样,今天好不好?”
“还可以。有点伤感,就快和大家分开了。”
他噢了一声,然后沉默了。没有我期望中的安慰和鼓励,是的,我是那样期望的,也许他能为我描绘未来的美好,我们或许共同的未来。
“你这么说我挺失望的。”他半天才说出这么一句。
“什么?”我吃惊地问。
“你应该快乐呀,我们马上就可以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我天天盼着那天快到,你却伤感。他们不过是一般的朋友,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足够了,那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东西都重要吗?”
这番话像糖衣药片一样被不由分说地塞进我的身体,在胃里徐徐化开,甜腻腻的感觉飞快地消除后,余下的是长久的莫可名状的苦涩。
十五
就这样,那个叫做老揣的男人开始了解我,我也开始知道关于他的许多事。
老揣生在美国纽约州的长岛,父母都是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八岁那年的一晚在纽约的街头他和父亲走在路上被几个黑人打劫,他亲眼看到父亲被其中的一个人用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击中胸口。父亲的死使他精神抑郁了很久,直到母亲意识到他再也无法在美国住下去,于是把他送回国内和爷爷奶奶生活。之后母亲继续着她的学术研究,先后旅居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温哥华,最终在温哥华定居。爷爷奶奶在老揣十五和十九岁时相继过世,虽然他也曾经尝试到母亲所在的国家居住,也明白西方文化对他根深蒂固的影响,但童年的那一幕总让他滑回那种无法克制的抑郁,在那种抑郁中他越发地留恋北京。二十四岁的他认为,只有北京才是他的家。他热爱音乐,读广播学院的时候和朋友组过乐队。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筹划开一间为电视和电台节目做策划和创意的公司,每天忙碌着为它做着资金上和客户上的积累,没事的晚上到好朋友树根开的StarryNight唱歌。
和老揣吃的第一顿晚饭上我不知为什么给他讲到了一个细节。有一次在北京一家酒店里上洗手间,洗完手,我站在干手机前,没心没肺地举起十指交给一阵暖风。这时我看到干手机旁的墙上挂着两块金属的牌子,分别用中英文写着NOSMOKING和另外的什么戒条。我在金属上看到自己反射的面庞,被两块牌子在中间毅然决然地切断,被中文的英文的字在上面遮掩。我举着手,故意抬抬头再低低头,让自己的脸在两块牌子的割断中流动,让中文英文在脸上流动。那一刻我发现,那就是我。永远割裂的心灵,变形的目光和夹杂着中英文的表达。
不知为什么我给他讲了这些。不知为什么在他安静地看着我听完后点着头说我明白这种感觉时,我完全地相信了他。
从正式认识那天起一连一周的时间里我们重复着同样的情节,总是一起吃晚饭,夹杂着中文英文地聊天,然后到StarryNight,他或唱歌或坐在我的身边或说话或沉默,十二点半他起身送我去打车并且约我转天再见面。
这一切让我感觉舒服。和他的交谈总是很顺畅,我经常像第一次那样不自觉地讲出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想法。和他在一起时我仿佛和自己在一起一般松弛,而在某些时刻又能激发我对世界和自身的一些新的观点。与此同时我又总感到有些焦躁和失落。他绅士地与我谈论我们共同喜爱的Nirvana、JanisJoplin和Beatles,梁祝和老柴,金庸、村上春树和张爱玲,说着我们共同向往的深山里的小木屋、阿拉斯加Husky狗和Gibson木吉他,这些时候他的语言带来了星光的气息,他的目光像那个晚上一样热烈。可是我们既没有谈论起那次相遇,他也从来没有碰过我。他的肢体语言里没有鼓励也没有暗示,好像我们的身体之间并没有任何化学反应,只有纯精神的火花没完没了地闪现。
我甚至开始怀疑,那个陷入电子音乐套路的节奏的星光下的烽火台,是否只是缘于我的想像。或许是初次吸入的大麻碎末绑架了大脑神经,强行给它们输入一些信号,偷偷地篡改了事实,让我在第一次的飞翔中以为看到了他的侧面。或者是我曾经在某个酒吧里、某个街角的转弯、甚至就是在那个晚上见到过他,在一群陌生面孔中夺目的沉静,让我把他变成一个梦里的主角。
难道竟是这样吗?这件事让我想得很用力,尤其是每次和他刚见过面的几个钟头里。我一而再地确定着这是一个真实的男人,他就在我的面前听我说着话,目光专注而透彻。他的侧面确实在一个黑暗的明亮瞬间在离我最近的地方滚落一些火热的泪水。但我无法相信我的大脑,我不懂得人们是怎样区分记忆和想像的。这两种大脑动作产生的情节在脑海里的印迹是那样惊人的相似,仿佛根本就是同一种物质的两种状态,像水冻结成冰,再蒸腾成雾,模糊了一切。
他给我隆重地引见他的哥们儿树根,这是他的中学同学,十几年来最好的朋友了。树根是画画的,和大多数才华横溢的艺术青年一样,他的才华并没有为他换回什么钞票。可他还是坚持画着他的画。幸好树根有一个年长他十四岁的大哥,在商界里打滚多年用青春换到了钱,并且慷慨地出资开了这家酒吧,送了个经理给弟弟做。虽说树根完全不是个经营者,不过他在艺术圈子里的人脉不错,于是每天还是高朋满座的。
说实话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不怎么样。他握着我的手,脸上一副茫然的笑,像被粘上去的,怎么也揭不掉。之后老揣偷偷对我说,别介意树根刚才的表现。Hewashigh。
我说哪,怎么那样的表情。他经常high吗?
《幸福》 第二部分两分爱、两分自由调在一起就是幸福(1)
挺经常的。他是个pothead(吸大麻成瘾的人)。不过,老揣补充说,你应该看看他的画,真的挺牛逼的。
在酒吧里老揣总是看着我一杯杯喝下我的胡萝卜汁。有一天他突然把我拉到吧台边让我坐下,自己走到台子后面,取出五、六个不同的瓶子在一个形状好看的杯子里乱兑一番,然后“啪”地把杯子放在我面前。别光喝胡萝卜汁,他说,尝尝这个。
我抿了一小口。呀,可乐酒,我吐着舌头说,不过挺好喝的。
他乐了,什么可乐酒啊,他重复着。
那是什么呀,这酒。
LongIslandIceTea,长岛冰茶。
骗我的吧,我歪着头努力用最充满怀疑的眼光看他。哪有这么巧的事,你生在LongIsland这就叫LongIslandIceTea,那我生在北京我调的酒就该叫BeijingIceTea了?自己瞎编哪吧。
真的真的,他诚恳地把那些瓶子一字排在我的面前。你看,两分rum、两分tequila、两分vodka、两分gin、两分lemonjuice,再加上coke,调在一起就成了。就像生命一样,两分美丽、两分信念、两分天赋、两分爱、两分自由调在一起就是幸福。
我还是歪着头。瞎拽!我笑了,说。
那,他说,你别不信,我再调一份给你肯定味道一模一样,是幸福的味道。说着又拿着那些瓶子捣鼓起来,“啪”地又是一杯放在我面前。LongIslandIceTea,Miss,他做了个“请”的手势说。
我抿了一小口。哦,差不多,可乐酒,蒙上的吧。
他瞪了我一眼,那你别喝啊,他说着假装伸手抢我的杯子,我把幸福的酒牢牢地抢在手里。我要喝,我叫道,挺好喝的。
我笑着继续抿着我的酒,看着他的手。那是干什么的,我问。
他看看我指的左手四个手指第三指节上的红线圈,突然把手伸到我眼前说,迷信。
我伸出手摸摸那些缠得结结实实的线。迷信?我问。
他嘟起嘴随着音乐的节奏点头,为了保佑我不死呀,他说。
我被传染得也点起头来。这样啊。灵吗?我问。
我现在死没死,你说灵不灵,他敲了一下我的额头,乐了。
难说,我嘟起嘴。
这样吧,他突然说,我带你去看样东西。
于是那晚,我第一次来到老揣的家。他住在东城一条胡同里的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不知为什么,那个地方与我对他整个人的印象有点不相符。相对于老揣外表鲜活的现代感,他的家古朴、深沉,带点微微的乡土的芬芳和属于百姓人家发旧的爱的味道。
他悄声打开一间侧屋的门,灯亮的一刻,我吃惊地发现自己身在一个昔日的手工作坊里。房中到处挂满用红线编织的各种吉祥符和饰物,我张大嘴在它们之间穿梭,时不时地低下头避免碰到那些精美的艺术品。
这些是你做的?我实在难以置信地问着。
我哪有那么巧的手。这大部分都是我奶奶生前做的,她去世后我把它们拿出来挂好,她在天上看着也高兴。只有这些,他指着一面墙上的十几个用红线编织的不规则的图腾般的饰物说,只有这些是我编的。
也不错啊,我看着那一排造型新奇的红色精灵说着。真看不出来,你手还挺巧的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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