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在这种博弈中，往往是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一方，而受害的民众为另一方。有人说，严重的环境污染往往都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在里面。地方政府有时成为环境污染的保护者，既有追求地方财政收入的原因，也有追求政绩而掩盖问题的原因。1998年全国人大环资委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团到太湖流域进行检查，短短一周时间，检查团沿着太湖几乎兜了一圈，其间检查了造纸厂、纺织印染厂、化工厂、香料厂、味精厂、养鸡场、农业生态园、污水处理厂等十几个厂家，还检查了几处湖、河、港湾的水质和网箱养鱼取缔的情况、饭店污水处理的情况。但随行的记者发现，检查团所到的“点”都是当地干部事先划定的。执法检查的模式成了套路，每到一个“点”，照例是企业干部简短汇报，之后是看看现场，现场多半经过打扮，让你“参观”的不外乎是已经停产的车间之类。一位长期在太湖流域从事环保和水利工作的专家说：“他们（指当地干部）给你们看的都是好的或没什么可说的。事实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检查过程中，有记者从其他途径得到消息：常州市溧阳市大批乡民因当地企业污染环境吃不上干净水。记者要求采访，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却担心万一弄不好会产生“负面影响”，以种种借口，阻止记者采访。类似的现象绝不是个别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环境污染代价承载者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则是很弱的。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些环境污染受害者主要是通过上访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因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水资源破坏引起的上访等集体行动事件不断增加。根据某省环境信访情况通报，2001年全年，该省环保系统共受理群众来信5845封，接待群众来访4002批9972人次。其中，反映环境污染纠纷类的有5612封，来信中涉及水污染的1045封，占来信总数的18％。在接待的9972人次的群众来访中，反映环境污染纠纷类的有9582人次，其中涉及水污染的2566人次，占来访总数的26％。如果与上一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群众来访批次，增幅达59％，此类原因引起的集体上访明显增多。我们从许多有关的报道中可以得知，此类上访往往都是旷日持久的。在这些上访活动中，上访者往往都是普通的民众（更多的是农民）。在上访的过程中，他们不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常常要冒着种种风险。即使这样，许多上访的结果仍是不了了之。
因此，可以说，要对包括水在内的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形成相应的社会保护机制。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将环境保护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官员的环保意识，企业家的环保意识，等等。其实，这是很不够的。从社会博弈的角度说，有两个机制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在国外，致力于环保的NGO组织在环境保护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如“自然之友”、“绿色家园”等一批民间环保组织也在我国发展起来，并开始产生影响。但总起来说，在我国，这个因素仍然是很弱的。民间环保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上社会力量高度不均衡不对称的格局，用组织的因素来强化抵制破坏环境和生态的力量。第二，就是法律的力量。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解决社会力量不对等的问题，从而使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行为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由此来维护社会公正。在水资源的保护上，也同样如此。
社会结构与利益博弈刷卡事件与市场谈判
最近在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圳刷卡”事件似乎有了结果：事件可能会以零售行业的失败而告终。但不管结果如何，这个事件本身都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今后需要不断关注的问题。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的：不管成败，这都将是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能够促进行业协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个事件中，值得人们留意的最少有这样几点。
首先，这是一个行业协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市场集体谈判事件。冲突和谈判发生在零售企业与银行之间，但我们知道，这两个行业的组织性特征是明显不同的。银行方面的特征是数量少规模大，而零售企业则是数量多规模小，更重要的是，其互相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松散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行业协会这种中间组织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市场谈判几乎就无法进行。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次事件中，双方的行业协会特别是零售企业一方的行业协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件一开始，零售企业一方就是以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的名义行动的。2004年2月27日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代表全体会员向中国银联深圳分公司送达《关于要求降低刷卡消费结算手续费标准的函》，并进行首次交涉；4月27日，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发出了《致深银联及深圳国内银行同业公会的通告》，要求5月10日前给予明确的书面答复，否则将保留不少于数十家大型连锁商场联合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5月20日下午，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代表零售企业方与银行方进行谈判，因双方分歧过大而谈判失败；其后的谈判也是如此。而银行方面，参与谈判的也不是单个的银行，而是深银联和深圳国内银行同业公会。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典型的由行业协会实施的市场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集体行动前，深圳市不少零售商曾单独与银行方面商量，要求降低费率，但都遭到了拒绝。这说明，在市场经济中，一些超越出单个商家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协调，依靠单个的商家是无法解决的。这也是行业协会存在的理由。根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数据，到2002年底，我国已登记注册的行业协会就有39149个，占已登记注册社会团体的29．4％。但我国行业协会作用的发挥，还是很不尽如人意的。举个例子来说，目前我国企业在应对外国反倾销诉讼时的被动状态就是与行业协会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有直接关系的。近些年来，我国出口企业在被诉倾销案件中胜诉极少。有数据表明，在过去10年中，败诉率高达62．5％。而在应对这类反倾销诉讼中，行业协会本应当发挥重要作用。记得在90年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某个国家对我国某类产品提出反倾销诉讼，许多与此有关的大型企业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去打赢了官司。结果是可以想象的，那些毫无反应的企业搭了便车。这样的事情，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偶然发生，但绝不会成为通例。要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形成一种新的机制，这个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是该行业中企业的自愿组织，它可以作为行业中不同企业利益的协调者，也可以成为该行业内部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的监督者，在面对外部利益冲突的时候，又可以作为本行业的代表。
这次“刷卡事件”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谈判过程与施加压力过程相伴随。尽管最终施加压力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流产了，但施加压力的威胁是始终存在的。之所以要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有一种思维定势：可以接受谈判的合法性，但对于谈判中的施加压力或威胁往往看作是负面的。但实际上，如果一场谈判不是纯粹的游戏的话，施加压力或威胁总是不可缺少的。不然，就不可能存在讨价还价的砝码。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施加压力或威胁的社会成本。人们之所以常对施加压力或威胁持否定态度，也往往是因为以一种僵硬的态度来看待其中的社会成本。在这次“刷卡事件”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商家和银行都没有意识到消费者的存在，甚至将消费者视为“砝码”、“挟消费者以令对方”，这是对消费者法定权利的漠视，受害的还是消费者，等等。其根据就是，现金消费给消费者造成了麻烦。对此，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这种社会成本并不必然会形成。比如说，最近的消息是，恢复刷卡之后，商家正酝酿新的行动，有的商家已经准备推出“现金交易可以返还现金08％”的活动，这意味着商家可以把原本给银行的刷卡手续费返利给消费者。如果这种办法实行，对消费者是有害还是有利就说不定了。第二，即使是存在社会成本，也不能轻易用成本来限制必要的利益表达。其实，在社会生活中，许多利益表达行为都是有社会成本的。法国的农民用将西红柿倒在马路上的方式表达对政府农业政策的不满和抗议，当然会污染道路甚至造成堵塞交通。中国的农民上访也会增加交通的压力。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取消类似的利益表达，就会失去利益协调的一个重要机制，结果造成社会的利益失衡，社会后果就会更为严重，社会成本也会更大。因为，人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化地用存在社会成本的理由取消有关的利益表达行为，以及为争取利益而施加压力的措施，而是要对利益表达行为进行规范，使其社会成本降到最低的限度。其实，在这次事件中，深圳市政府一位官员的说法倒是很明智的。他说，出现阶段性的“停刷”给市民可能带来不便，这应归结为一种社会成本，这种成本可能通过事件解决之后的某些方式得到补偿回报。
由此也就说到在这次“刷卡事件”中政府的角色与作为。在整个“刷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市政府一直持一种谨慎而中立的态度，努力让银商双方通过市场方式来解决问题。据有关报道说，深圳市政府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