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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一个家庭，男人倒下了，这个家庭基本上就是倒了。她不知自己的丈夫还能挺得住多少日子。如血的残阳渐渐西沉，我望着破屋下他们的背影，我真不知安慰的话如何出口，也许一切安慰的话在此时都是枉然。
符小俊用拒绝治疗表达了对妻子、孩子的爱，他要把省下来的医疗费留给他们。他这是不是明智之举呢？
求生是人的本能，尽心是中国人的美德。人们对医学总是寄托了许多美好的愿望，希望奇迹出现在自己的亲人身上。
双桥乡是江西赣南一个贫瘠的小山村，从那块红土地上走出了无数位红军将领。他们当年举起刀枪闹革命，就是为了让后人世世代代不受贫困的煎熬。
改革开放后，一些农民是富了，赖旺新就是其中一个。农忙已过，他正筹划着旧房换新居，农民辛苦了一辈子就盼望着盖幢房。赖旺新关节痛已半年了。一是忙，二也是想省几个钱，就在乡卫生院买了几块伤湿止痛膏贴贴。病情加重，走路瘸拐。拖到隆冬盖房进县城购材料时才顺便到县医院看看。拍了X光片，医生告知，可能是长了瘤子，要他到省城医院再查查。他屈指一算，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没有三五百元怕是打不下来。先就近找个土郎中看看吧。他包了几服草药敷在痛处。无效，病情逐渐加重。他只得启程到省城，挂号、拍片、血液，还做了CT……各项检查完毕，回程的盘缠还差几个。医生威严地警告说，是恶性肿瘤，要迅速住院开刀。住院预交费是3000元，他找谁乞讨呢？不能白白等死，搭车返乡借钱，卖了猪、鸡，卖了耕牛，最后还卖掉了刚破土动工的全部盖房材料。腿锯了，命保住了，出院了。望着他那在寒风里晃动着的空裤脚，我落泪了，他将如何度过余下的岁月呢？患病的农民都在唱着一支支无言的求生悲歌，凄凉、寒碜、悲痛。但愿悲歌尾声少一点寒意，多一丝温暖；少一点孤寂，多一点慰藉。
6死去无声：人生中最后的那个春天
农民如果患了恶性肿瘤，或是患上了需要支付巨大医药费用的疾病如肾炎、血液病、心脏病，要做肾移植、人工肝、人工肾时，那就意味着他们靠近了死亡。
生活中，许多农民到城里求医的目的只是讨个“说法”。是恶性的无钱治，是良性的舍不得治。说白了，这个说法就是“死因”：我是得什么病死的。
患了恶性肿瘤固然是生命的无奈。同是无奈，步入城市的大医院在肿瘤科病区或在优质病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病人躺在洁白的床单上，抗癌药，一点一点在闪烁的阳光下流进他们的血管。昂贵的药费使他们生命得以延伸1年，2年，甚至3年、5年，也许只有2小时、4小时、6小时。床头上的鲜花，室内的空调，年轻护士的微笑，老专家细心的检查和叮嘱。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享受着人间的温暖与亲情，当药物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安详地闭上眼睛。曾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颇有兴趣地对肿瘤放化疗的病人做了个简单的调查统计，他惊讶地告诉老师，农民患癌症的少，干部患癌症的多，占总人数的80％。老师笑了，告诉他，不是农民患癌症的少，恰恰相反，农民患癌症的人要比城市多，只是他们无力接受需要巨额费用的放化疗。干部或是公费，或是保险。学生哑然。社会会哑然吗？农民的健康、生与死会就这样悄悄地淡出众人的视野吗？
死是人生的终点。病了，谁都希望得到良好的医治，在医生呵护下无憾地死去，而不是痛苦地辗转于贫病交加、求生不能的人生旅途上，更不愿等待死亡静静地到来。然而，我经常会听到或见到这样的悲痛的事，就在某一个冬天的夜晚或是某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一个农民的家中，一位老人几声咳嗽、几声哮喘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声无息死在家中。中国农民普遍有这样的习俗——死在家中。贫穷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这个心愿。他们难道不清楚这个习俗对于他们是生命的不公么？
郭雪保是吉水县农民，20岁当兵，两年后退伍回家，自学成才读了夜大，到深圳打工。父亲患了癌，他陪着来医院治疗。他在广州、深圳一带打工已深深地感受到被歧视的痛苦、自卑和愠怒。回到家乡，陪着父亲住院，他再一次获得了这种感受。因为无钱，整个医疗环节无法有效地衔接；因为无钱，常被停药，整体治疗无法到位。更让家属无法接受的是，城市的病人在临终前一分钟还在继续抢救，而农民离死亡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时，医院、医生害怕你欠费就变相地逐渐终止治疗，劝家属病人回家。当然这些话都是好话好说：“你们赚一点钱很难，不要人财两空，早点抬回去吧！”
如何活，农民是无法与都市人相比的；如何死，那也是农民与都市人无法相比的。其实，如何死可以视为对如何活的另一种诠释，是如何活的一种意义上的延伸。关怀死，归根结底也是关怀生。郭雪保绝不可能代替或试着感受父亲濒死的滋味，但，他目睹这种死前的状态，无异于是一种感受。死是人生的无奈，死是人生的必然，死是人生的终极。在这种必然与无奈之中，郭雪保感受到了什么呢？自己无力去尽孝？自己无力献上这份亲情？这种无奈与必然会淡化或戕害我们的交往和情感吗？会蚕食或风化我们的道德与伦理吗？
周桂典是江西省上高县瀚堂乡有源村的农民。他是属于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1966年“文革”开始那年出生，1984年考入上高县重点中学——上高二中就读文科班。
上高县地处江西省中部，丘陵地占了65。79％，无水路，铁路还是省级内部线路，往南只到新余，目前尚只开展货运。与外界交流仅靠320国道。每个县总有他的自豪与闻名之处，抗日战争之初，举世闻名的上高之战就发生在这儿。上高人常以此自豪，周桂典在中学就暗自决心把上高县的壮烈用自己的笔表达出来。1987年他高中毕业，不幸的事发生了，母亲患直肠癌去世，父亲悲伤过度发生了脑梗塞，偏瘫卧床不起。他是老大，那年他19岁，他不能继续升学，一是没有钱，二是家里的田要他耕种，妈妈治病借的债要偿还，弟弟还小，这个家要靠他支撑。就这样，他开始了新一代的农民生活。
他勤劳，有文化，山后的竹林，屋前的稻田，谷场上的鸡，圈里的猪都给了他满意的回报，他准备盖新房子。他还不满40岁就可以盖新房，这是大喜事呀！打好地基，盖了1层楼，全家迁进新居，他眼前一片光亮。花开花落，春来秋往，炎日寒风，绿叶金果，平淡的日子像是屋后的翠竹、门前的绿树一样悄然向上。结婚，生孩子，如果什么事都不发生，如果生活像云彩那样安详，日子像溪水那样平静，房子该又升高1层了。世事没有如果。
周桂典总感到自己易倦，不久又咳嗽。该买点止咳药了，妻子小晏常在半夜听见他强忍着咳嗽的闷咳声：“到县医院去查查吧！”“不就是感冒！”他舍不得花钱。还是妻子硬拽着他，做了一次检查（可惜没有照胸片），医生说是感冒，慢性咽喉炎。病情变重了，痰里带血点，出现胸闷。再去医院拍胸片，报告是肺癌，夫妻俩匆匆赶到江西省肿瘤医院：被告知的是，已失去了手术的机会，肺癌进入了晚期。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主编的《外科学》中对肺癌治疗的预后是这样叙述的：早期肺癌经手术治疗后，约有半数病人能获得长期生存。
2004年的春节，上高县二中的1984级同学相约，相聚。相识的那年正好唱了那支歌：“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周桂典没能参加这次聚会，他已经卧床不起了。细瘦的双腿已无力支撑他曾挑起过岁月重担的双肩。他知道爱妻的悲哀，她在四处寻找秘方为他治疗，求得一线希望；他知道慈父在为他暗自流泪到天明，老人不愿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很清楚，晚期肺癌是活不了多久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也许2004年的春天是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等待吧，等待。把这不多的日子留给父亲，留给妻子，留给还只有11岁的儿子吧！
望着老父泪水朦胧的眼眶，望着爱妻饱含着怜爱的双眼，望着儿子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他痛苦的脸上开始露出了微笑，没有钱，没有财产，留下的应该是坚强。远处的田还要种，那是一家人生存的依赖。这幢房还要修缮，猪栏里还有20头小猪，上有老，下有小，全拜托爱妻了。
当初迟迟不去医院是为了省钱，现在死期已定又何必再去浪费钱呢。就这样默默地守着家，守着亲人吧。
2004年的早春2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上高二中1984级在江西工作的20多个同学乘了几辆车，来到他家，他惊讶、高兴、激动。算一算还真20年了。20年前唱《再相会》的那支歌，今天在这儿唱起来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映入同学眼帘的是空空荡荡的厅堂，一把他父亲从旧货市场购回的旧沙发，摇摇晃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