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30-帝国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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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0-帝国的惆怅-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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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条“吧儿狗”和一只“小白鼠”,高兴时揽在怀里,不高兴就一脚踢开。事情都让他去做,责任却不替他担。今天让他青云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宫。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骂名的是严嵩(因为坏事都是他干的),这难道公平,难道不荒唐?    
    严世蕃伏诛后,严嵩也被抄家。一无所有的严嵩只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里,到处要饭吃。这离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三四年光景。想当初,严嵩是何等地得宠啊!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见他的直庐简陋,嘉靖“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赐御膳,赐法酒。现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来,严嵩甚至连“宠物”都不如。因为养宠物的人是很少会让自己的小狗变成“丧家犬”的。    
    读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阙云:    
    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


《帝国的惆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弹冠相庆的战败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读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 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事实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败仗,又公然违旨。    
    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此,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作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一共五位大员。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200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600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荒唐事体,又哪有这样的糊涂皇帝?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9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600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则早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个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进爵之理?    
    同样,谎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又岂有不竞相撒谎之理?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当然,也有因撒谎而倒霉的。伊里布就是。不过伊里布的倒霉,并不是因为谎言被戳穿,反倒是因为谎言被相信。1841年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伊里布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定海县城。而且,接收这座空城的,其实只有三个人,──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和两个下级军官。然而,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却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编造情节。伊里布说:“我兵丁于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齐抵定海(其实是直到26日才会合集齐开赴舟山),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军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其实是26日进城后就先为争功而吵架)。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其实是早就被英军救回),并饬赶紧起碇(其实城中并无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其实早就走了)”。这可真是弥天大谎,但编得很“圆”。有时间(还精确到时辰),有地点,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还有细节。其中,我最欣赏的是“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一句。它给人的感觉,是诚非身临其境者不能写出,简直就跟真的一样。伊里布如果改行写小说,水平一定不差。    
    这当然不由人不信。但这“真实的谎言”却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奇怪!伊里布虽然一派谎言,但好歹总算是“收复了失地”,奕山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倒贴600万元的“赎城费”。然而两人却一个升官一个罢官,这又是为什么?    
    这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帝国的惆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逼出来的谎话

    伊里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谎的。    
    伊里布不是等闲之辈。他血统高贵,其家世可追溯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庆六年的二甲进士,满族官员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运亨通,四年间升迁七次;圣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为看重的四大总督之一(其余三人是两江总督陶澍、直总督隶琦善和湖广总督林则徐),并已由云贵总督迁任两江总督,且被看作善于镇抚边务之才,在云南对付“蛮夷”很是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开始和道光皇帝一样,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着做手脚。相反,在他看来,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由两江而至浙闽主持军务,正是他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然而一到浙江前线,伊里布就发现情况不对。不但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挟坚船利炮渡海东来的“英夷”,和本国的“蛮夷”(云南少数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连哄带吓就能镇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复定海,就更是谈何容易!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封疆大吏,伊里布以其聪明狡黠很快就意识到,浙江战事绝无可为,万岁爷交给他的任务,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这些话他不能说。不但不能对皇上说,也不能对满朝文武说。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马虎眼,做小动作。《天朝的崩溃》一书详尽地记述了伊里布的这些煞费苦心的小动作。他一方面对皇帝虚与委蛇,一方面和英军讨价还价,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敌方当作同朝官僚来讲价钱:“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这就简直等于说: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们两个私下里讲个价钱,大家都让点步,也都得点好处,各人回去糊弄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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