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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惆怅》 好制度，坏制度地方行政（2）
所以，到明洪武九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准备废掉宰相之前，就先把地方上的“行中书省”废了，改称“承宣布政使司”，其长官则叫“承宣布政使”，简称“布政使”。使是官名，司是衙门，都不是区域名称。可见现在叫做“省”的这个地方行政区域，其实是没有正当名称的。叫省叫司都不通，就像把市、县叫做局、处于理不合一样，要叫也该叫“承宣布政使区”。不过朝廷只设了衙门（承宣布政使司），没有颁布区号，世俗的称呼难以改变，那就凑凑合合叫“省”吧！结果，真正的“省”（中书省）废掉了（而且也被忘掉了），不是“省”的东西反倒变成了“省”。
省一级的衙门，明代是三个：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简称藩司、臬司、都司，合称“三司”。清代减去都指挥使司，变成“二司”。二司的长官布政使和按察使，俗称藩台、臬台，同为省长。藩台管行政财政，臬台管司法监察。其实按察使称台还凑合，因为御史称台。布政使称台就没有道理了。然而清代不但藩司和臬司的长官称台，他们派出去的下属机构（分司）官员也称台，叫“道台”。这倒不去管他，糟糕的是明清和汉唐宋元一样，有了地方政权机构还不够，还要往下面派机构和官员。汉代是郡县之上加派刺史，结果变成州；唐代是州县之上加派观察使和节度使，结果变成道；宋代是府州之上加派帅、漕、宪、仓，结果变成路；元代则在道和路之上又加派行省、行院、行台，结果变成省。这样到了明清，法理上的地方行政区域是三级：省一级，府一级，州县一级。府在唐、宋、元三代，是“特别行政区”，其实是州，但在明清则是省之下、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州在明清则基本上不再领县，其行政关系则或直属于省（少数），或隶属于府（多数），因此州县应视为同级。
这样原本也不错，问题是明清又往省里派“特派员”。明代派出的是三个：总督、巡抚、巡按。设置之初，大体上是总督管军事，巡抚管行政，巡按管监察。清代把巡按职责并入巡抚，只留下总督、巡抚两个。但明代的总督、巡抚、巡按是临时性的、非常设的，清代的总督和巡抚却是常驻常任，这就等于是在省长（布政使、按察使）之上又加“超级省长”（巡抚），诸省之上又加“太上省长”（总督多管二三个省，只管一省的则不设巡抚）。省上有省，官上有官，越搞越复杂。
省长们也不含糊，也往下派“太上皇”，这就是分司分道。分司分道也有两种：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这是明制，清代的道更复杂。这就在省与府之间又插进来一级。如果总督辖区（大区）算一级，省算一级，道算一级，府算一级，州县算一级，就有五级了。结果如何呢？即如钱穆先生所言：“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而且管民的官（就是县官和州官）不但少，地位还低，权力还小。州县上面有知府，知府上面有道台，道台上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和按察使上面有巡抚，巡抚上面有总督，总督上面有中央。州县被压在最底层，奉承巴结一大堆上司还来不及，哪有时间精力功夫心思去亲民？地方政治也就一塌糊涂。
《帝国的惆怅》 好制度，坏制度官员选拔（1）
现在再说官员选拔。
我们知道，帝国虽然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但治理国家的却不是皇帝一个人，也不可能是皇帝一个人。帝国的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事务如此繁杂，如果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去打理，那实在是天方夜谭。合理并且可能的办法是委派官员去代理，就像农场主雇人放羊一样。这种制度，就叫“官员代理制”。那些代表皇帝去放羊的人，就叫“牧民之官”，有时也直接就叫“牧”。
官员既然是皇权的代理人，那就必须精挑细选。一要靠得住，二要有本事，三要守规矩。所以官员的选拔，历来就是王朝的重大课题。这项工作在古代，就叫“选举”。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和现代“选举”的意思也差不太多，只不过现代选举是“民选”，古代选举是“官选”，民选靠投票，官选不靠投票而已。
选举的方式有三种：察举、荐举、科举。察举就是由地方官进行考察，发现人才后向朝廷举荐。荐举就是由中正官（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将各地推荐的人才分为三六九等，然后向朝廷举荐。科举则是通过分科的考试，将考试合格的人才向朝廷举荐。第一种是察而后举，所以叫察举。第二种是荐而后举，所以叫荐举。第三种是科考而后举，所以叫科举。两汉实行察举制，魏晋实行荐举制，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不过，认真说来，只有隋唐的科举是选举，因为进士及第以后并不立即授官，仍然只是推荐的意思。宋以后，进士及第即是官员，就不好叫做选举，只能叫做考试了。
这三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叫“正途”。其他方式，则叫“杂途”。比较起来，最好的是汉唐。汉代制度的优点，是兼顾了教育、实习、选举、考试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流程。汉自武帝时起，就有太学。太学是最早的“国立大学”。不过这“国立大学”，全国只有一个，专门用于培养政治人才，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央政治学院”。这就是教育。太学生考试毕业分为两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大约甲科相当于现在的本科（大本），乙科相当于现在的专科（大专）。不过现在的本科专科是靠入学考试来分的，汉代的甲科乙科却靠毕业考试来分。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就是皇宫里的侍卫，也是政府官员的后备军。吏则是地方官员的僚属，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干部。补郎和补吏，是太学毕业生应有的待遇。这就是实习。太学毕业生为郎为吏实习一段时间后，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可以根据他们的表现向朝廷推荐。这就是选举。选举以后，再考一次，这就是考试。经过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年轻人就可以正式踏入仕途，成为政府官员了。
这样一种制度，应该说是很科学的。因为这样选出的官员，既有知识（受过正规教育）又有历练（经过基层实习），何况还通过了上级考察和政府考试，怎么能不优秀呢？如果说有问题，就是那时读书的可能性太小，进太学就更不容易。结果由于知识的垄断，变相地形成官职的垄断，终于导致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科举制度纠正了这一弊病，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不彻底的（工商等行业中人不得报考），却总算是进了一步。这个制度，又以唐代的为最好，好就好在礼部考试及格就叫进士及第，就有做官的资格，却又并不立即授官，还要由吏部再考一次，也就是教育部考了人事部再考。大约“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既有知识又有能力，才能做官。这个精神，和汉代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方法有异而已。
但是宋人把这个传统破坏了。宋代的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职，不必再经吏部考试。这其实是不对的。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而国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么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要历练？何况所谓考试，原本指的是考绩和试用。现在士人“榜下即仕”，无绩可考，不试而用，就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再说此门一开，天下士人蜂拥而来，朝廷哪里招架得住？事实上自从唐代开放政权以后，参加考试的读书人越来越多，朝廷无官可授，只好设员外郎、候补官，结果“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犹扰人”。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
于是明清两代，只好再做改革。首先是科目的统一。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就是“分科考试，设科举士”的意思。唐代考试的科目很多，宋代也有十科。这些科目中，地位最高的是进士，唐人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三十岁才考上明经科就太差劲了，五十岁能考中进士则很不容易。因为明经科考的是死记硬背的东西，进士科却考真才实学。明清以后，尽罢诸科，只留进士，考试内容则合并明经、进士两科。这是当年王安石主张的改革方案，到明清算是成了定论。
其次是考试的严格。唐宋两代，“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明清却要从下到上一路考下来。先在州县考，叫“童试”；然后在省里考，叫“乡试”；然后在部里考，叫“会试”；最后在宫里考，叫“殿试”。层层选拔，层层淘汰，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出人头地。所以很多读书人，一辈子就耗在考场上了。
第三是等级的森严。参加童试的考生，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童生”。考中了，就叫“生员”，俗称“秀才”，算是通过了府、州、县的“入学考试”。是否到县学府学读书倒不一定，但有资格到省参加乡试。乡试三年一次，八月举行（因此叫“秋闱”），考三场，中试者为“举人”（因此叫“中举”），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会试次年二月举行（因此叫“春闱”），由礼部主持（因此又叫“礼闱”），中试者为“进士”。进士最后还要由皇帝（或以皇帝的名义）在宫廷里再考一次，分出一二三甲，这就是殿试。殿试中进士的叫“甲榜”，也叫“甲科”，都是“天子门生”，名单用黄绫书写向全国公布，叫“金榜题名”。
《帝国的惆怅》 好制度，坏制度官员选拔（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