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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惆怅》 好制度，坏制度官员选拔（2）
这就是等级制度了。秀才一级，举人一级，进士又一级，三级。进士也分级，最高一级（一甲）三个：状元、榜眼、探花，叫“赐进士及第”，也叫“鼎甲”（状元则叫“鼎元”）；第二级（二甲）若干，叫“赐进士出身”；第三级更多一些，叫“赐同进士出身”。这又是三级。这还不够。中了进士，照例还应该留在京师读书三年，由朝廷派一位老资格的进士来教，叫“散馆”。三年以后，再考一次，成绩好的就进翰林院，这才算是到了顶，也才有了做大官的资格。明清两代，秀才、举人，是很难做到大官的；进士、翰林，也很少有只做小官的。不像两汉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这就有点像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都讲“出身”，只不过魏晋的“出身”指血统，明清的“出身”指功名。进士、翰林，就叫“出身好”。秀才、举人，就叫“出身不好”。
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就只好去做吏。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大约意见可想而知。
《帝国的惆怅》 好制度，坏制度问题所在（1）
以上讲的，大概就是中国古代政制怎样由“好制度”变成“坏制度”的过程。那么，何以至于此呢？钱先生也总结了几条，比如“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以及中国社会过于平等，中国人民过于自由，中国政治太讲法治不重人治等等。这几条，除了第一条外，其他结论都让我们目瞪口呆。但仔细读来，才发现原来钱先生的概念和我们大相径庭。他老先生说的“平等”，其实是“平铺”；他老先生说的“自由”，其实是“散慢”；他老先生说的“法治”，其实是“死抠条文”，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这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因此我们只讨论第一条：“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从秦汉到明清，帝国的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吗？有。比如地方行政从郡、县两级，到州、郡、县三级，到道、州、县三级，到路、州府、县三级，到省、府、州县三级，再到名义上的省、府、州县三级，实际上的总督辖区、省、道、府、州县五级，就是中央政府不断破坏原有制度，不断从上往下派出官员、增设建制，亦即不断从地方收权向中央集权的过程。结果，是“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上级机关日趋庞大，地方政治日趋糜烂，管理成本增加了，问题却越来越多，效果也越来越差。
那么，帝国又为什么要向中央集权呢？这就要先弄清楚权力集中到哪里去了。集中到所谓“中央政府”那里去了吗？没有。实际上，以宰相为首脑的“政府”的权力，也在同时被逐步蚕食。东汉的相权小于西汉，隋唐的相权小于东汉，宋元的相权小于隋唐，明清则干脆取消了宰相。中央政府没了首脑，只剩下一群秘书和部长名不正言不顺地在那里维持工作。这样的“政府”，难道也是集权政府吗？
显然，从秦汉到明清，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权力被逐步削弱，另方面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被逐步剥夺。收回来的权力集中到了一个人的手里，他就是皇帝。
所以，帝国制度的全部问题，就在皇帝这里。
皇帝自然是不能没有的。没有皇帝，就不叫帝国了。何况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元首，这个元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是皇帝。这当然也在理。问题是元首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虚位的，一种是实位的。帝国也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名义上的，一种是实际上的。王国、共和国，也一样。比如君主立宪的英国，就是名义上的王国实际上的共和国。她的国家元首就是虚位的。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则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实际上的王国或帝国。她的国家元首则是实位的。可见，有没有皇帝，要不要皇帝，或者一国之首叫不叫皇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究竟是虚位的，还是实位的。
钱穆先生主张和赞赏的，显然是一种“皇帝虚位的帝国制度”，即“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作为一种主张，钱先生此说自然不无道理；但要说这是中国人的“一向意见”，恐怕就值得商量。
中国人一向主张帝国的元首（皇帝）虚位吗？否。倘若果真如此，就不会有所谓帝国了。帝国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邦国制度演变而来的。邦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普天之下一个名义上的国家联盟领袖（天下共主），天子之下若干个各自为政的诸侯王国。如果把这“天下”看作一个国家，则这个“国家”的元首（周天子）就是虚位的，即“天子虚位，国君实位”。后来，不但国家联盟的领袖（天子）是虚位的，组成联盟各国的元首（诸侯）不少也变成虚位的了，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卿大夫手里，即“政由宁氏，祭则寡人”。钱先生的主张，岂非老早就实现过了？
可惜大家都说不行。说不行的人还不肯坐而论道，都要用拳头说话。最后是打出了一个大秦王朝，也打出了一个帝国制度。创立这个制度的秦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没实行过国君只当虚位元首，把政权交给王国政府的制度。实际上，秦王国之所以能在兼并战争中胜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孝公依靠商鞅的变法，打击了封建领主势力，把政权、财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国君手里，建立了“国君集权”的制度。秦始皇既然是靠着这个制度把王国变成帝国的，那么，他在由秦王变成了皇帝之后，又怎么会把政权交给宰相？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大秦王朝和帝国制度的建立，究竟是偶发事件还是历史必然？从结果看，显然是后者，因为“百代皆行秦政治”，汉唐宋元明清也都是不叫“大秦王朝”的大秦王朝，即帝国。所以，帝国是一种必然。帝国既然是必然，那就由不得你喜欢不喜欢，也一定会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运行。这才有汉的削藩（取消封国的自治权），唐的分省（将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由一个宰相府分成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宋的释兵（收回将帅兵权，改由文臣将兵），明的罢相（废除宰相制度），也才有前面说的种种变革。这些变革，说到底，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里，而且集权、集权、再集权。
实际上，钱穆先生讲的其他问题，比如宋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平铺的社会”等等，也都因此而生。钱先生所谓“平铺的社会”，其实也就是没有贵族阶级的社会。没有了贵族阶级，就只剩下了两个等级，或一个关系，即君与臣。君只有一个，其余都是臣，地位一样，这就是“平等”（其实是“平抑”）。没有了贵族阶级，官位不能世袭，政权对外公开，只要考试合格，人人可以做官，这也是“平等”（其实是“均等”）。没有了贵族阶级，地方上也就没有核心人物，没有凝聚力，这就“自由”（其实是“散慢”）。机会均等，大家一样，互不买账，就不能靠人治，只能靠王法律条来治理，这就是“法治”（其实是“律治”）。钱先生所说的种种问题，是不是都由废除贵族政治始？
《帝国的惆怅》 好制度，坏制度问题所在（2）
那么，帝国为什么要取消贵族阶级呢？因为贵族制度和帝国制度是不兼容的。帝国制度的本质，是“中央集权，一人专政”。这个“一人”，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