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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红的转机是在十四岁的那年夏天，县艺校张榜招生，她报了名。
她歌唱得好，身段也不错，竟然还在音乐老师一周的调教下学会了弹钢琴。那天的场面她已经记不大清楚了，走进县城，大脑便变成了空白。她只记得礼堂外面站满了像她一样如花似玉的女孩子，个个伸长了脖子等点名，就像是等着皇帝选妃。她们纤细的命运就寄托在那几位评委身上。幸运的是，带来她来参赛的音乐老师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几位主考都是她的老师。鬼知道是怎么完成的考试，反正他们要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就这样，居然被录取了。
后来她听说，她能被录取是因为一位声乐老师的力保。声乐老师看到了她的潜力，力排众议。因着这个传闻，进校后，她便与这位三十多岁的男老师渐渐暧昧起来。毕业后，又在他的活动下进了县歌舞团。这两件事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歌舞团竞争非常厉害，不少女孩削尖了脑袋往上爬，她却被他缠得死死的。她连续跳了三年的伴舞，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便只身来到南方。改革开放的政策使这里变得十分富有，像她这样漂亮的女孩，自然是不愁没有发展的。在酒吧唱了一段时间后，她便被唱片公司发掘，接着一炮走红。
那位恩师还来找过她，但刚碰面便逃之夭夭。用他的话来说，她的派头实在是太大了。她把他吓坏了。
她对着镜子矫情地哭了一阵，她本来还想请他吃顿饭的，爱情不在了，交情还在嘛，可他竟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给她。但很快，她就把他彻底忘了。成功的人总是很健忘，她也实在没有必要记住他。倒是外婆，她没有亲历她的死，一直还当她活着。
外婆死的时候她正当红。听母亲说，外婆临死前就像个孩子，拄了十几年的拐杖突然就甩了，跑起来比谁都快；每天要吃两根“孩儿王”雪糕，要不给买就躺在地上打滚；给她端去的饭，说里面掺了老鼠药，一定要舅舅先吃两口；白天闹疯了，晚上吃五六片安眠药都睡不着；还常常和街上的孩子打架。清醒的时候，又是无比的清醒。除此之外，她还是个“思想家”，对电视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破解它的工作原理。她希望她死了能有台真的电视机陪葬。
一天晚上，外婆把儿孙们召集到床前。大家还以为是要交待后事，不料却还是关于电视机。她说她终于闹明白电视里的人儿是怎动的，怎么动的，电击的罢！原来在电视机里面装了一箱子的碎纸片，只要通上电，这些纸片就会自动说话、唱歌、跳舞。说毕，她就闭上了眼睛。她脸上的红润久久不能散去。
电话里母亲说得笑出了眼泪，江水红却很难过，眼泪忍不住就落下来。她捂着话筒，不让母亲听见。母亲还说，本来是要告诉她的，怕她在事业上分心就没有说。她越发觉得难过。
外婆去世不久，母亲和叔叔也相继去世。她给他们盖了一幢小二楼，不料他们却没有享福的命。母亲的死理所当然，疾病加受气，她的身体已经烂得太深。
叔叔的死却令人夷匪所思。谁也想不到，强壮得公牛一样的叔叔会来一场肾病。一直以为是高血压，吃了无数种降压药，待到确诊已经是晚期。摘掉一只肾，又摘掉一只，感觉就像是摘葫芦。江水红支付了昂贵的化疗费，却没有一句话，一个表情。她甚至当着他的面，和弟妹们讨论他的后事。
有人说母亲和叔叔的死是因为房子的风水不好，也有人说是因为江水红的钱来得不干净。接着，弟妹们也搬了出来，好好的房子竟租给了养鸡场。弟妹们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没钱打发不走。
11
一天江水红看报纸，发现了一条有趣的新闻，说国内一个权威组织经过几年的调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所有国家当中，中国人是最忠于自己的性伴侣的。并且有一大堆的数据为证。人的一生中平均要经历七个还要多的性伴侣，美国人最甚，超过了十四个，而中国人则只有两个多一点。
她拿给沈点看。沈点“扑哧”一声差点笑喷，因为数字的悬殊，还因为那个所谓的“忠于”。而且中国的事情是不适宜“平均”的，好比把一半猪肉分在十只羊身上，就说有十一头猪。
“那你认为几个比较合理呢？”江水红问道。沈点就傻乎乎地掰着手指数了起来，没料到是一个坑，江水红当头就是一下，厉声问道：“那你有过几个呢？不许眨眼，老实说，几个？”
沈点笑不出来了，他不喜欢她这样质问他。他反问道：“这重要吗？”
“重要。我的过去你都知道了，但你的过去我却不知道，这不公平。”
“那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她说。
当然她也知道，非要男人回答他们不擅长回答的问题，那她听到的只有谎言。女人所谓的幸福，不过是包裹在谎言中的幸福。但她还是想碰碰运气。但还没等沈点开口，她便先堵上他的嘴。她突然间变得毫无兴致。她试探他，更多的是在给自己找麻烦，而她又何尝不是一个数字。
但恋爱中的江水红像是患了辩论狂，数字的问题方兴未艾又提出新的课题。比如说：再过一百年，还有爱吗？她不觉得这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也是性的触手可及，迫不得已要这么想。也许根本不用那么久，再过十年，那些浪漫的爱情故事就该拉去填海了。想来真是一件可怕的事。而最为悲剧的，还是女人。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几乎所有的物质都要先经过男人才能到达女人手里，她们有越来越大力地开发自己有限的资源。
但有一个问题，江水红是一定要问问沈点的：你认为性是一件事还是一个道德准则？
这个问题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男孩提出来的。他约莫二十出头，但看上去还要小些。用他的话说，是半中国半美国。中国脸，美国思想。他在美国的学业还未完成，便一个人跑回来寻根。情况却不尽人意，有种说不出的局促感。后来被一个专门拉杆子搞时尚秀的老板看中，训练了一阵子，干起了职业模特。偶尔上上时尚杂志，拍些服装广告。
第一部分第四章 父亲的影子（2）
江水红和他是在北京一个著名的酒吧举办的时装秀上认识的。那时她还籍籍无名。她不大了解他的背景，只是觉得他是一个话不多的男孩，只会傻傻地笑。因为男孩的邀请，她在北京多呆了一天，男孩用十分吃力的汉语向她讲述了他的身世。他说他找不到在美国生活的感觉，还是比较喜欢亚洲人，亚洲的女孩，看上去都十分温顺。江水红解释说这是因为你的中国血统，决定了你的性格。他表示同意，进而是赞赏，遇到了知音一般。江水红的感觉却很一般。他们的差别太大了。他无法理解在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即便是眼前发生的事情，他都不一定能看懂，一个有着美国思想的人，终究还是会回到美国的。中国，不过是他的一个乌托邦。
聊完之后，江水红直接去了机场，刚下飞机，便接到男孩的电话。男孩说他有一个问题想问她。当他得知她已经回到南方时，立马就去了机场。他在几个小时后到，已经很晚了，南方的夜晚要比北京炎热和潮湿，在男孩的请求下，他们拉起了手。
男孩的手大而潮湿，身上散发着精致的香水味。他们聊了很多，很是投机，直到午夜时分，她才把他推进一家星级酒店。在酒店大堂，他请她上去坐坐，他的眼神一片炽烈。她婉拒了。她懂他什么意思。她不是“鸡”，不能接受这么迅速的性。她几乎是夺路而逃，但刚进门，男孩的电话就跟来了。贴着话筒，声音这般温柔，她简直能哭出来。其实她又何尝不想留住这晚。接着，男孩问出那个经典的问题：“你认为性是一件事还是一个道德准则？”
她愣了一下，一时反应不上来。她不大善于总结，发生在她身上的性，更像是在交易。
她不过是个嘴上贞洁的女人。
她婉转地说：“我们是朋友。”
“朋友也是可以做爱的啊。”男孩说。到底还是个美国人。
江水红乱了，一乱就没有主意，挂了电话，拔了电话线。男孩健美的身姿和丰厚的嘴唇却在她脑中挥之不去。夜色沉闷，雨声凋零，穿过寂寞是别人的夜晚，但她却只能用双手解决。甚至有一种轻微的犯罪心理，给吃不吃，却要偷着吃。
后来江水红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孩。无数的男人在时间中淡化，她却死死记住了他。岁月沧桑，他是否也经历过挫折，是否也有印痕爬上额头？后来她向一个又一个追求她的男人摆出这个问题，答案是多种多样，多种组合的。慢慢地，她也糊涂了，不知道究竟想听什么。似乎怎么说都有道理，怎么说，其结果，其实质，都是一样的。试想一下他们穿越半个城市来到她的床上，告诉她性是一个道德标准，谁说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现在，同样的问题摆在沈点面前。她想听听他的回答，不冲别的，就冲那道伤疤。
有时她觉得这道疤痕就像是一个女人的敌视，让她望而却步。
“你认为性是一件事，还是一个道德准则？”她柔情地依偎在他的怀里。
“性是一件事。”他说，他注视着她的脸，她的表情，她的怅然若失，又说：“也是一个道德准则。”
她就笑了。她看到了他眼里的天真。她以为天真是不会说谎的。
12
沈点突然接到好友氏波的电话。天正在下雨，滂沱的大雨垂直浇注下来，路面一片汪洋。雾汽朦胧，路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与干燥，照耀着城市，就像照耀着一个无边的坟场。